“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走近感伤的“零余者”郁达夫----徐舟

贰以性情本色走近文学大师1“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走近感伤的“零余者”郁达夫文/徐舟郁达夫（1896年-1945年），名文，字达夫。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1921年6月，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作社”，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极具特色的作家，他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为我国的文学宝典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以及最后为国捐躯的悲壮结局，更是常常引起人们的嗟叹与悼惜；他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留下的是一个感伤的“零余者”深长的背影。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降临在富春江畔一个有“郁半街”之称的中产之家，他是郁家的第三个儿子。郁达夫降生的这座小城叫做“富阳”，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富阳山明水秀，景色佳丽，是一座依山傍水的江南城市。“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这是郁达夫笔下美丽的家乡。一川如画的富春江，山光水色的陶冶，孕育了郁达夫热爱大自然的天性。郁达夫从小体弱多病，在一个霪雨霏霏而又凄凉的秋夜，郁达夫的父亲因为操劳过度离开了人世（那年郁达夫才刚满三岁），从此郁家境况大变，母亲陆氏含辛茹苦将郁达夫三兄弟培养成人。郁达夫在自传中写道：“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贰以性情本色走近文学大师2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郁达夫发奋读书，成绩斐然；贫困的生活也赋予了郁达夫诗人的忧郁气质。1913年9月，在北京供职的大哥郁曼陀东渡日本考察司法，17岁的郁达夫决定跟随兄长赴日本读书。郁达夫这一去，从此远离家乡，尽管他又回乡娶过妻、避过难，但是在精神上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郁达夫留学日本，饱受异族欺凌，屈辱的日子赋予了郁达夫作家的忧伤情怀。郁达夫认为自己相貌丑陋，加之生活贫穷，从小便滋生出极度自卑的性情。郁达夫感情细腻，敏感脆弱——这对于一个文人作家的创作而言当然不无裨益；但对于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郁达夫短暂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忧郁与哀伤，女人带给他的心灵创伤永远是其挥之不却的惆怅。对此心境，郁达夫曾赋诗言道：“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曾是新文化运动中新式婚姻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令人叹惋的是，这一对富江春畔的神仙眷侣，数年之后却反目离异，成为一段才子佳人爱恨情怨的怅然回忆。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上海乘闲前往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结果在那里与19岁的妙龄美女王映霞不期而遇。王映霞原姓金，名宝琴。浙江杭州人，生于1908年，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是一个性格活贰以性情本色走近文学大师3泼的知识女性。因其父亡而随母亲来到外祖家，外祖父王二南先生是杭州城文化界知名的儒者，琴棋书画无不精通。王二南很喜欢外孙女的聪明伶俐，遂为之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映霞是当时杭州城里有名的大美女，当地流传“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一说。王映霞就读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温州的一所小学教书。那年正赶上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又值放寒假，为了身家安全，王映霞便离开温州来到上海寄居在孙百刚处（因孙百刚父亲与王二南先生交好，王二南先生便把外孙女王映霞托付给孙宝刚代为照顾）。谁料这日王映霞就与郁达夫不期而遇，真是无巧不成书，冥冥之中缘分注定。郁达夫对王映霞一见钟情，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到尚贤坊孙君家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地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自那以后，郁达夫只要手上公务不忙，便三天两头地往孙百刚家跑。孙百刚看出了端倪，便与郁达夫开诚布公。孙百刚说：这事你得打住——从王映霞那方面说，她涉世未深，不该遭遇如此情感，更何况我对她负有监护之责；从你这方面说，你已经是有妇之夫、三个孩子的父亲，（1917年8月，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由母亲做主，与当地大户孙家的小姐孙荃订婚。郁达夫开始并不满意这桩婚事，但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也就勉强答应了。孙家对这门亲事十分看重，本拟按照旧习大事铺张一番。但是郁达夫却提出了若干条件，非要孙家答应，以此表达对旧式婚约的反抗——“一切均从节省，拜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不用。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用迎送小花轿贰以性情本色走近文学大师4进出。所谓送洞房点花烛之类一概取消。”由于郁达夫的坚持，婚礼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证婚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更没有大摆筵席。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轿子，算是过了郁家的门）而且你年龄比她大许多（王映霞那时才19岁，而郁达夫则30岁），况且你还是社会名流、知名作家、大学教授、杂志主编，你得注意个人形象……郁达夫倒挺爽快，没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他坦然直告孙百刚：王映霞我追定了！作为同学，我希望你助力；如若不能，那么最好不要干涉！最后两人不欢而散。孙百刚转回头做王映霞工作，小姑娘茫然不知所措，孙百刚问她，郁达夫每次都找她干了啥。她答道：吃饭、喝咖啡、看电影、轧马路。郁先生人挺好。虽然郁达夫已经与孙荃结了婚，但是他并没有体味过爱情的滋味。封建的旧式婚姻给他带来的是精神上的苦闷，郁达夫觉得自己的心境犹如沙漠一般枯竭。而如今，王映霞的出现就好比沙漠中的一方绿洲，让郁达夫漂泊的灵魂找到了幸福的归宿。郁达夫骨子里是一个性情执拗的人，为了追求王映霞，他不顾家中的妻儿，更不在意亲友的反对，一心向王映霞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郁达夫在短短的两个月里，为王映霞写出了一百多封情书。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最终打动了王映霞的心——“正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地爱你，所以我可以丢性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起初，王映霞并没有往恋爱上想。可是她招架不住郁达夫的痴狂追求——郁达夫最多的一天就给她送了四封情书。三四个月后，王映贰以性情本色走近文学大师5霞带着郁达夫去杭州见了外祖父王二南先生。王二南先生倒挺开明，对郁达夫也是开门见山：小旭说了你们的情况，我并不表示反对。只有一个要求，回家离婚后再来找我家小旭。郁达夫听后欣喜不已，毅然决然地回家离婚去了，其间虽然历经波折，但婚终究还是离了。1927年6月5日，在外祖父王二南先生的主持下，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聚丰园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著名诗人柳亚子赠诗郁达夫以示祝贺，其中的一句“富江春上神仙侣”更是传诵一时。郁王二人因此也成为那个时代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的明星人物。1928年1月，在上海南京路的东亚饭店郁王二人正式宣布喜结连理。出生在浙江富阳明媚山水之间的郁达夫，对地上的人间天堂杭州自然充满了向往。郁达夫婚后不久便欲举家回杭，好友鲁迅曾写诗劝阻，无奈郁达夫去意已定，还让王映霞先回杭州买地造屋。等到杭州新居建成，郁达夫为之题名曰“风雨茅庐”，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自己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这座“风雨茅庐”真的能为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夫妻遮风挡雨吗？答案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这座“风雨茅庐”正是他们婚姻瓦解的导火索。王映霞因为买地造屋之事邂逅了郁达夫昔日的同窗好友，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风度翩翩的许厅长和美貌可人的王映霞一来二去有了私情。1935年11月，在日本间谍和汉奸的策动下，冀东22个县宣布自治，北京的爱国学生发起了“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1月，郁达夫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前往福建担任省政府参议，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就在郁达夫忙于贰以性情本色走近文学大师6抗日救国运动的同时，留在杭州“风雨茅庐”的王映霞与许绍棣的来往更加频繁，此时二人的关系已经非比寻常，流言蜚语也慢慢传入了郁达夫的耳中。1937年，正是日寇全面侵华的战争时期，在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工作的郭沫若，向郁达夫发出了工作邀请。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同时也为了能够深入到抗日宣传工作的最前线，郁达夫回到杭州，接上一家老小前往武汉。1938年7月，就在郁达夫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回来后，在家中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夫妻间再次爆发激烈地争吵，王映霞当晚便离家出走。愤怒而无奈的郁达夫第二天在汉口的《大公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关系，及携去之细软首饰衣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祈告以住址为盼。”友人郭沫若等责怪郁达夫不该意气用事，把家丑往外宣扬，不仅自讨没趣，也阻了王映霞的归路。最终，在朋友的调解下，郁达夫和王映霞各让一步——王映霞写了不公开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在同一家报纸登出了《道歉启事》。两人还立下协议书，以示摒弃前嫌，各自改过，重新生活。这两则启事一登，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家庭矛盾在社会上完全公开化，成为了轰动武汉三镇的重要文化新闻。如此这般，王映霞后来还是回家与郁达夫重修于好，无奈两人之间隔阂已深。事情延至1939年3月5日，在香港《大风》杂志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郁达夫发表了《毁家诗纪》，里面收录了他从1936年至1938年间写的19首旧体诗，这组诗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和王映霞婚姻触礁的内幕，其中第12首诗的注解中还提到了许绍贰以性情本色走近文学大师7棣的三封情书，同时还将王映霞“红杏出墙”的种种事迹赤裸裸地公开出来。郁达夫不仅声明《毁家诗纪》不要稿费，还特意要求杂志社将这一期的杂志分别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等国民党要员，状告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破坏他人家庭。此事件彻底惹恼了王映霞，事情已然不可收拾。王映霞在香港《大风》杂志旬刊第34期发表了《答辩书简》，其中这样写道：“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承诺，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的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在香港《大风》杂志旬刊第36期发表的抗辩信中，王映霞用的署名是“永远都不肯吃亏的映霞”。这对当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妇女来说，王映霞表明了自己鲜明的立场。夫妻俩一来一去的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海外文坛的一大新闻。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后，日子显然是过不下去了。1940年3月，郁达夫和王映霞最终协议离婚，就这样，曾经富春江畔的一对神仙眷侣劳燕分飞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辗转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也为了继续宣传抗日救国运动，郁达夫克制自己狂放任性的名士做派，掩饰身份，化名赵廉，在当地经营一家赵豫记酒厂，娶了一名相貌非常普通的当地女子何丽有为妻，一直到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郁王之恋的是是非非如世间寻常男女的感情纠葛一样，其间的是非曲直外人实在不好代为定论。但不管怎么说，郁王之恋持续了12贰以性情本色走近文学大师8年之久，其间的分分合合也算是世上男女情爱的平常。我们判定一段感情的价值，不能只看结果如何，更加需要关注过程怎样。两个曾经真心相爱的人，即便到最后以分手告终，也不能抹杀两人曾经在一起时的美好。郁达夫的爱情结局虽然悲惨凄凉，但他也曾吟唱出生命中最为美好的爱情旋律，这对于郁达夫来说，也许是不幸中的些许慰藉吧。1921年，郁达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沉沦》，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体小说集。《沉沦》的出版震惊俗世，在这部小说里，郁达夫大胆地描写了青年对情欲的渴望和追求。“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青年中出现了许多仿效小说中主人公衣着言行的崇拜者，更有模仿它的风格写出许多同类作品的共鸣者。但在另一方面，“诲淫之作”、“颓废文人”的叫骂声也此起彼伏，女作家苏雪林就曾评价郁达夫是现代黄色大师。面对伤风败俗、诲淫诲盗的指责，郁达夫桀骜不驯，慨然作答：你们可以骂我流氓，骂我不要脸。但你们必须承认，你们这帮伪君子没我真诚！郁达夫还愤而引申说，中国之所以堕落到无可堕落，就是因为人人都想当官发财，个个都虚伪无比。《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颓废主义文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