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

现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现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关键词：现代文学，现状，期刊，编辑，研究现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本文简介：现代文学出版研究在世纪之交形成热潮，产生了不少厚重的学术著作。这些研究中，学术界对文学期刊或者著名编辑家抱以相当的关注。现代文学编辑通常又是著名文学家，这种现象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探究兴趣。对于这种“双栖型”作家，文学社团研究、文学期刊研究，以及对作家型编辑的研究中，学术视野从作家个体逐渐延伸到编辑个现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本文内容：现代文学出版研究在世纪之交形成热潮，产生了不少厚重的学术著作。这些研究中，学术界对文学期刊或者著名编辑家抱以相当的关注。现代文学编辑通常又是著名文学家，这种现象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探究兴趣。对于这种“双栖型”作家，文学社团研究、文学期刊研究，以及对作家型编辑的研究中，学术视野从作家个体逐渐延伸到编辑个体，更加重视编辑身份对作家创作以及文学史建构的意义。由于文学社团都办有自己的代表性期刊，以某个社团为中心的研究必然辐射到期刊编辑的探讨。比如，周燕芬《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是以社团为对象的研究，其中不乏关于《七月》《希望》杂志编辑的论述，只是因为篇幅所限，对编辑本体的论述不能充分展开。部分博士论文就某个现代文学期刊进行专门论述，这些论述中某些章节多少也会涉及到编辑群体及其编辑思路，但对编辑本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编辑学角度进入文学编辑个案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见。某些硕士论文或者单篇论文以某个编辑家为对象展开考察，探讨编辑个体的编辑思想、编辑策略和编辑方针。这些研究的着力点是从编辑群体角度出发，贴近期刊所刊登的作品的文本分析。在文学期刊研究中，这类研究成果可谓丰硕，是一种相对专业的编辑学研究，然而这类研究中，文学编辑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作为知识分子个体的精神深度仍然有待更深的挖掘和推进。下面简要介绍前人研究的有关成果，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文学编辑研究中尚存的学术空间进行探讨。一、学术逻辑：从微观个体到宏观整体的学术转向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从基础性的介绍和资料整理，逐渐转向其分门别类的个案研究和整体与类型的文学史研究[1]。最突出的成果是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相较以前，这些研究对史料的整理和爬梳不仅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而且注入了研究者的主体性思考。这些研究视角颇为新颖，凸显了补充文学史的学术价值，同时为编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和开阔的视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史料所显示的背景信息，有利于廓清编辑在文学社团中的作用，也有利于现代文学编辑研究的思维拓展。然而，就整体而言，不得不说，有关编辑的论述部分所占比例还是相当有限的，且未能突出编辑在现代文学生成及现代传统建构中的主体性地位。编辑与作家、编辑与读者、编辑与出版者、编辑与权力政治等要素所构成的关系网络，是文学编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而在这种以社团为中心的研究中还未来得及铺展开来。以文学期刊为中心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编辑的角色功能，但就侧重点来看，文学编辑的研究未能充分展开，在研究者眼中未能构成其终极性考察对象。这种研究路径在当前传媒研究中相当普遍，且成果不少。如彭玉斌《战火硝烟中的文学生态——〈抗战文艺〉研究》、黄勇生《〈新潮〉研究》、范茹《〈拓荒者〉研究》、姬绪进《〈论语〉半月刊研究》、张丽萍《〈文学杂志〉研究》等，皆为硕博论文。从学术团队来看，文学期刊研究目前已形成了几大重镇，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印刷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等，这些大学的文学院或传媒学院形成了以期刊研究为中心的学科优势。当然，学术期刊上的单篇论文就更多了。从研究模式看，其论述大都是从创刊背景、办刊特点、编辑策略以及作品文体、内容与文学思潮等外在于编辑主体的层面展开的。当然，这些期刊研究多少会有编辑学角度的论述，但从中难寻编辑主体活动的身影，这是当前研究者必须正视的学术生态。这一点上，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出版的《在文学与抗战之间：〈七月〉〈希望〉研究》，该著以三四十年代影响甚大的两本大型刊物为研究对象，但作者对编辑家胡风的论述在篇幅上还是很大的，不仅探讨了胡风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方针，而且从胡风与文坛之间恩怨关系中照见了编辑主体的人格特质，从社团史、流派史甚至文学史的视角梳理作为编辑个体的胡风与整个时代文化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编辑家胡风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梳理编辑研究学术史，笔者不难找到有关编辑家研究的成果。如王冠军的《郁达夫的编辑生涯》、吴国彬的《作为编辑的沈从文——沈从文编辑实践编辑思想研究》、张昆的《通俗报刊编辑家赵树理》、白云祥的《作为编辑家的丁玲》等，此类文章主要从微观视角对编辑进行的个体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新世纪以来，鲁迅、沈雁冰、周作人、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郑振铎、胡风等现代名家，其作为编辑家的一面不断被发掘出来，构成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新的学术生长点。有关编辑家的学术专著中，以下几部值得关注。徐登明《编辑出版家叶圣陶》、李频《编辑家茅盾评传》是较早出现的编辑家评传，在文学编辑家研究模式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新世纪以来，石潇纯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与她的编辑生涯》也是带有评传性质的研究。这些专著虽然大多是资料性的整理，但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近期还有蒋成德的《中国现代作家型编辑家研究》，该著是对现代著名作家被遮蔽的编辑身份、编辑活动的发掘，无疑切中了当前文学编辑研究中被忽略的学术盲点，有利于触发学术界对作家创作之外的编辑活动的研究兴趣。从研究路径来看，上述研究都集中在编辑家的编辑活动、编辑思想等微观方面，至于编辑是如何以独特身份去激活文学现场的，编辑与时代、编辑与各大派系作家的人际关系又是如何左右文学史发展流向的，这种以编辑为本位，又能与编辑所生存的文化空间以及文学史相链接的学术探索，不能不说是目前现代乃至当代文学编辑研究中的短板。就编辑群体来说，是否存在社团流派传承的现象[2]17，又体现在哪些方面，五四时代与抗战时期的编辑群体有何异同，或者前后两代编辑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继承关系，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有待人们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去梳理和总结。从编辑精神继承关系来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鲁迅和胡风。舒芜在访谈中说，胡风“把整个一期刊物配成一个整体，插图、文字都非常讲究，很细，哪一家印刷厂好与不好，他都很讲究，办一期刊物就像完成一个大作品，这一点可以看出鲁迅的特点”[3]。就编辑的整体性思维来说，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是相当明显的。其实，在办刊宗旨、编辑思想，编辑观念，包括杂志封面、装帧等细节的讲究和整体性思维以及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上，鲁迅和胡风之间继承关系十分明显，无疑是值得深讨的学术论题。从外部关系来看，编辑与权力政治的关系，是影响编辑处理稿件和作出选稿决策的重要因素，也可纳入整体性研究的考察对象。“编辑出版家独立的文化创造行为，对当时和今后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他们丝毫也不回避自己作为编辑出版者的职业身份，有的还主动留下自己的编辑活文字轨迹，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是现代编辑出版行为的幸运，也是现代编辑区别与古代编辑的标志，更是中国人在这一时期发现‘个人’后当然出现的职业分化和突围。”[4]编辑家对编辑职业的自我认定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个人”与权力政治之间的潜在对抗。这种对抗也是文学体制所赋予他们的权力。“文学的生产过程形成了一套制度形式，借助于文学体制，文学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对社会的影响，才可能被社会所接纳和承认。”[5]4归根到底，现代文学体制中，稿酬制度为编辑享有这种权力提供了基本生存保障。正是从经济来源上摆脱了对当局的依赖，编辑才更有底气对当局（北洋军阀、国名党政府）及其政策保持独立的批判立场，形成一种相对独立于政府控制范围的公众话语空间[6]13。因此，编辑群体通过文学期刊开创“公共话语空间”，对当局政府进行监督和批判，其形式、途径和效果，以及对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也是极有价值的学术选题。研究方法和模式上，对文学编辑的考察，既要有西方结构主义方法论做基本支撑，同时又辅之以宏观性和整体性的文化视野。就作为审美主体的编辑而言，只有将文学编辑研究置放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其作用和价值才能获得更准确的定位。这个意义上，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可谓这类研究中的奠基之作。此外，沈卫威《从〈新青年〉到〈新潮〉——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文学武《〈水星〉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空间的开创》等，也显示出论者的史学意识和整体观念，其研究模式是值得借鉴的。他们对文学编辑的观察着眼于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凸显出清晰的史学线索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二、研究向度：实现向编辑本体和精神深度的逼近文学编辑研究普遍关注的是“编辑”作为方法的意义，从“编辑”视角去考察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为作品、思潮和现象的研究提供背景性描述。“编辑”作为方法论，其价值不可否认。通过“编辑”视角进入现代文学研究，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有助于从作品诞生之前的“潜史”中更为全面地理解现代文学发展进程和走向。以“编辑”视角进入文学期刊、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研究模式，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非常流行。董丽敏《现代性的异响——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李欧梵《探索“现代”——施蛰存及〈现代〉杂志的文学实践》、金美福《编辑大师茅盾与〈小说月报〉改革》等，这些论文围绕编辑家与某本杂志的关系，对五四文学现代性追求中主流现代性与非主流现代性进行辨析。研究者往往从期刊内容着眼阐释期刊显示的现代性追求。金美福关于《小说月报》改革的研究，同样未能将编辑本体纳入论述的中心。然而，“编辑”作为方法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董丽敏对徘徊于“文学”和“血与泪”之间的现代编辑理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郑振铎编辑理念现代性中存在两种“分岔”，一是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视，二是对诺贝尔文学奖介绍的热衷。论者敏锐发现了编辑家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的现代性追求首先是从文学自身出发的，而有别于沈雁冰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观念，及其所预设的借助对被损害民族文学的介绍建构起来的“现代”文学对“现代”社会的直接推动。“编辑”作为方法论，固然可以解决很多学术难题，有助于拓展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但就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而言，却未能将作为审美主体的编辑提到与作家同等重要的位置，而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作者、编辑、读者三位一体的互动共同建构了现代中国文学。如果不能认识到编辑角色的这种主体性力量，对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深度的考察则难以推进。基于这样的认识，实现学术视域向编辑本体和精神深度的逼近，恐怕是提高编辑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的有效途径。所谓“编辑本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编辑学研究的专业性和行业性。组稿、编稿、审稿、退稿以及栏目策划、封面设计、装帧版式、编辑思想、编辑方针等，这些概念都属于编辑学独有的范畴。目前有关现代编辑研究较多是从栏目策划、编辑思想和编辑方针等方面切入的，如黄发有《巴金编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周亚孟《胡适编辑思想述评》等，以及大量以期刊为对象的研究论文，均属此类。显见的是，学术界无形中忽略了编辑具体流程中最核心的环节，也就是具体到作品案例的分析。其实，随着作家日记、书信等史料的日渐丰富，作品生产之前的“秘史”逐渐浮出水面，这为编辑组稿、改稿、退稿等案例分析和文学“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空间。“编辑本体”的另一层含义是作为审美主体的编辑本身，直接以编辑“个体”实践中所显示的知识分子人格特征和精神内涵作为研究对象。但显然，这种蕴藏在编辑实践背后的潜在因素，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当前的研究更多从思想、观念层面来考察期刊上的“文本”，一是期刊所刊载作家创作的“文本”，所体现的编辑的审美选择和思想倾向，二是编辑自己撰写的“编者的话”“编后语”“致读者”之类“文本”。这种“互文性”研究确实切近编辑学，为准确把握历史现场与文学生产的关系提供了研究路径。需要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