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学方面的成就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学方面的成就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人，社会学大师,是现代一位颇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科塞曾评价他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收录了马克斯韦伯的三篇文章,它们分别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这三篇文章集中地讨论和阐述了韦伯方法论里一些为世人所重视并且为方法论研究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思想,是了解韦伯方法论思想的重要线索。一、“文化科学”的性质及其研究目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而韦伯经常使用的“文化科学”这个概念,其范围兼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因此本文尊重原著中的概念用法,亦随韦伯用此词的广义。韦伯关于文化科学性质的基本观点渊源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这种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构成了生活的意义。人们凭借“神入”他人的内在状态而理解人类生活,把握人类生活的意义便是“精神科学”的内涵和基础。李凯尔特则认为,为人所承认的价值划分了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因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使得两类经验科学从本质特征方面区别开来,这既需要建立质料分类的原则,也需要建立形式分类的原则。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李凯尔特的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界限的原则,同时也吸收了狄尔泰关于意义和理解的学说,把它与李凯尔特的价值学说、特殊性和个别性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关于文化和文化现象的观点。在《社会科学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指出: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括着两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韦伯强调:“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应仿效自然科学的方式建立某种可以从数量上来把握的合乎规律性,或者依照规律的设想通过历史归纳法对其他事件加以化简。文化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对人们的理性行动作可能性的因果分析,并认识文化事件或实在的独特性质。韦伯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并要求维护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反对自然科学的肆意浸染。这显然是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的,但其否认精神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因果联结合乎规律的思想却是黑格尔哲学的“改头换面”,事实上两大科学领域的交融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尤其在参考材料、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各方面均已趋向统一。因此，韦伯方法论的缺憾在于否认“规律对社会文化个体的认识的有效性”,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由行动的理性实现程度,从而将对“文化科学的经验客观性”的理解导入了独立的理性世界。二、解释社会学在韦伯的时代,社会学还处于形成阶段,他的“解释社会学”是与“功能社会学”和“还原社会学”相提并论的三大社会学理论体系。社会学研究主要应集中于探讨社会生活的本质上,通过研究社会的精神气质和分析人们社会行为的动机进而把握社会行动的意义。人们的社会行为既是主观也是客观,但主观理解才是社会学研究的真正意图所在,也是社会的学所独有的特点。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对社会中人们的个别行为进行理解或作出解释。三、“理想类型”(idealtype)又译“理想型”“理念型”,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其社会学方法论的精髓所在。理想类型不是对实际社会存在的概括,只是理论家为了分析现象、理解现实而构想的理论模式。它是韦伯试图为社会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逻辑基础而建立的,这与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关注概念建构的传统是一致的。1.“理想类型”方法提出的原因社会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由此也产生了两大对立的阵营: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反实证主义社会学。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促进着社会学的发展。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英法早期实证主义者,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物学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的背景下,反对超自然力量和抽象思辨,把社会现象视为与物理现象相同的自然现象,期冀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来研究社会和人,建立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研究范式。而深受德国人文熏陶的狄尔泰,则从本体论出发,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在他看来,无论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都无法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的特殊性,自然科学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依照自然规律,把一些观察到的事物与另外一些事物联系起来,并对它们做出解释。正同他的名言,我们解释的是自然,而我们理解的是精神生活。这样,他就将各自的方法相对立起来。新康德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同狄尔泰一样,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人文科学。他认为“,自然与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自然是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文化或者是按照预计目的直接产生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现成,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韦伯当然不能对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之争无动于衷,他秉承了李凯尔特的思想,认为文化科学的任务是获得关于具有完全特殊性质的文化现象的知识,因此,任何一般化概念都无法完成这个具体任务。于是,韦伯认为要想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如自然科学一样,建构一套精确而谨慎的概念体系作为衡量现实的标准,审视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差距,并对此差距做出因果解释,韦伯称其为“理想类型”。而理想类型的构造正是韦伯社会学的魅力,也是其学说饮誉学界、闻名遐迩的原因之一。2.“理想类型”的界定与应用理想类型是作为与自然主义相对立的方法提出来的,韦伯以此作为对抗自然主义偏见在文化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的手段。如前所述,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带有很强的独特性及主观随意性,换句话说,是有动机和有意志的主体行为。这样,也许会有人问,那社会学是否还具有客观性?在韦伯看来,客观事物的性质只有经过概念化才能得以认识。所以,韦伯想通过“理想类型”来建构一种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来掌握社会领域的复杂性,以此把握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这种概念结构的基本成分是一般的概念,但它与其它一般的概念又是不同的。因为这个一般概念是达到个别之物、达到文化现象的特异性的手段,是文化科学认识实在的特有方法。韦伯看来,采用这种概念模式的本质是“把历史生活中某些关系和事情集合为一个复合体,它被想象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而实质上,这一结构本身就像一个通过着重分析现实的某些因素而得出的乌托邦”。韦伯认为,参照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类型”就能把社会关系特征变得更实际、更清晰、更便于理解,也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在研究中推断原因的能力。韦伯对“理想类型”的诠释有如下观点:理想类型的一词适用于指关于行动者与行动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分类和陈述,亦即根据或参照行动者心中的思想和行动取向所依据的一个或几个行为准则所作出的分类和陈述。理想类型是这样形成的:单方面地强调一个或几个观点,并将与这些单方面强调的观点相匹配的现象,亦即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和偶尔又不存在的个别现象,综合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维图像。这个思维图像由于其概念的纯粹性,所以在现实中的任何之处都不可能由经验来发现它。它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类型是关于肯定了某些要素组合的存在的一般形式的陈述,这些要素只是由于属于每一类型所指的一类现象的例证而在经验上是相近的。理想类型是一个思维图像,它既不是历史现实(即其内容不是具体现实的完全再生),也不是“真正的”现实(即它不是从绝对意义上表现了现实的“本质”),它的目的甚至不是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可以在其中找到其作为一个例证的位置的图式(即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般概念),但是它必须被解释为一个纯限定概念,亦即为了强调经验现实中的某些有意义的部分而与所研究的现实进行比较所用的概念。韦伯的上述评论,可以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理想类型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分析结构通过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使其与经验实在相比较。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说,由于经验现实是复杂多样的,包含无数的关系和事件,就研究者来说,他不可能穷尽社会实在的所有特征,那就可通过理想类型,借着片面地强调或夸张现实里面的某些成分,然后把它提升到一种纯粹的概念。这种纯粹的概念是一种乌托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它只是我们建构出来的思维图像,而借助于这个建构出来的思维图像,我们可以把它去跟我们研究所寻得的资料,或是我们在现实里面对经验的整理加以对照,看看现实与理想类型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并力图说明存在这些差距的原因。可见,理想类型仅仅近似于社会现实,绝不等于社会现实。正因为有这样的相似性,才使比较成为可能,从而能够更好地获得对现实的认识。譬如，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用此方法的。什么是“资本主义”?韦伯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所涉,特别强调了西方的某些质素,例如“理性化”这个概念,这就等于是从西方社会上或历史上种种复杂的情况里面,特别挑出来一些这种趋势或变化,再用“理性化”这个概念,把这些特征统统收拢起来,达到一种内在的统一性,然后再借用这种“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从中说明其“为什么西方是今天西方”的原因。第二,理想类型是一种思维逻辑上的完善物,它对经验现实不是摹写和复制,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虚构,而是综合和建构。“理想类型”是对社会现象中许多各不相同的、离异的、偶然存在的具体个别现象分析综合而成的,它源于研究者根据经验获的解决相关问题的基本思路,并在这些相关的经验中获得一种规律性的理解,最后将其确立为解决相关问题的一种通则性方法。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帕金所做的比喻分析:“它(理想类型)几乎必然是有点歪曲和夸张的描述,确切地说,如同英国漫画家的漫画一样是一种仍然认得出来的夸张的描述”。由此可见,理想类型只是一种有关社会现实的抽象的概括,那就必然会出现与这种模式不合的情况,韦伯称其为“理想类型”的偏离。但由于每个主体都会凭自己的价值取向去从事活动,所以“从建构类型的科学角度出发,研究和描述这些意向关系的最清晰的方法,是把它们看成从假想的含目的的纯粹理性过程的偏离”。这样,一方面维护了“理想类型”本身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异常行为的分析,来检验理想类型的“理想性”。第三,理想类型作为一种认识手段,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每个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借理想类型的方法所切入问题的角度也不相同,由此而得出的观点和见解也就不尽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认识是无止境的,随着实际认识的获得,原有的理想类型可能不具有认识手段的作用。为了能对事物达到更深的认识,那就需要构建更新的适应认识需要的理想类型。这种理论结构的不断更替,既促进了对实在认识的发展,也是这种进步的表现。由此可见,韦伯用理想模型方法研究事物所确立的概念结构,界定的概念并不是对事物精确的描述,也不是永恒的、绝对的,它具有相对的价值,它的唯一的意义在于能达到认识具体的现实存在的功能。为了进一步说明“理想模型”的方法,韦伯作了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区分,把它作为历史认识论的方法,“理想型”是认识的手段而非认识的目的。在社会学的理想模型中,据韦伯的看法,社会学的任务是建立事件的一般法则,而不管这些事件的时空意义如何。就这一点而言,理想型作为社会的工具应该是更为一般的典型,可以称之为“纯粹的理想模型”。3.对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的评价韦伯所处的时代给予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企图调和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社会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尤其是他创立的“理想类型”在概念广泛的不同层面上均可操作,涵盖了信息系统(也包含了行为系统),在方法论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理想模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