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同志在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改革报告会上的讲话

1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同志在青岛市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改革报告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2004年9月11日）首先祝贺青岛市国资委正式成立，国资委这个机构的职能，一方面是本级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同时，要推动本地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国资委面对的这两项工作都是难度非常大，而且也是非常复杂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前还都在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中，很多的问题，各个方面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样。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报纸上、网上、还有学术界对国有企业改革也有很多争论，那么，就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我想今天和大家讲的主要东西算是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今天我想讲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实现实质性的突破；第三个问题是国有大企业改革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中央大企业体制构造的一些基本想法。第一个问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从全国范围来讲仍然处于一个攻坚阶段，全国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应该说青岛市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攻坚阶段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对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从外部看，大家总觉得很多相互矛盾的现象交织在一块，所以，很多同志就觉得非常的困惑、觉得反差非常大，好象很多方面的情况相互之间很难印证在一起，这个反差更多是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样。从宏观层面看，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尤其是前几年做的国有企业三年2改革脱困工作，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应该是大大的改善了，我们讲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用的是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这个指标，这个指标第一次有统计是1996年，95年以前是国有企业，就没有国有控股这个概念，96年第一次出这个统计指标，这几年这个统计指标的变化情况大概是这样的：96年是712亿，97年是807亿，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是525亿，这是一个最低的，99年恢复到998亿，2000年是2392亿，01年是2330亿，02年是2637亿，去年是3784亿，应该说增长的是很快的，如果不算98年的低谷，97年是807亿，03年是3784亿，今年很有可能要接近5000亿。如果从这个指标看，国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方面。如果从宏观的数字上看，现在的国有企业的状况是相当不错的。但从微观的层面看，大家感觉到这个在青岛可能不太突出，但我们在全国范围来讲感觉到矛盾仍然是非常突出，很多地方下岗职工很多、破产企业很多，相当一部分困难企业也没有办法按时给职工发工资，所以各个地方仍然在出现很多由于国有企业问题出现的这种不稳定的情况、闹事的情况，所以这次中央决定要建立信访和群体刑事件联席会议制度，下面设五个专项工作小组，国有企业改革又是一个专项工作小组。就这个问题、这个矛盾从全国范围来讲仍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各个方面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这是一种现实的感受。同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也说明各个方面的看法不一致。宏观上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是明显改善的，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的矛盾仍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大家觉得宏观和微观相互之间是很难印证的，所以很多同志觉得很困惑，问我们到底国有企业改革是好呢？还是不好？但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用一个“好”，或者“不好”去概括它，但这个说明我们需要对当前国3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比较客观的认识，目前这种反差非常大的复杂局面，实际上是改革攻坚阶段的一个特征。所谓改革攻坚阶段是十五届四中全会讲的，“关键的时期，攻坚的阶段”，实际我们理解这个攻坚阶段并不是一种概念，它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攻坚阶段的内容为什么与前一个阶段不一样，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外部体制环境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是从上届政府开始变的，就是以朱总理为主的上届政府。因为上届政府是以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改革，去开始这一届政府的工作，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能想起来，朱总理当时开始上来的时候有这种说法，“万丈深渊的说法、地雷阵的说法”，他是准备推动一系列应该说风险比较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上届政府推进的改革的内容很多，有些跟国有企业没有关系，跟国有企业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两个方面的改革，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一个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就是说财政的职能在公共领域，在这个体制之下，要求财政减少和淡化财政在竞争性领域的活动，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去，这个改革的方向应该说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保经济发展的条件，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包括财政不能够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或者作为某一些市场竞争主体的后盾间接参与竞争，所以它应该退出去。那么它具体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因为财政在竞争性领域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或者主要是通过支持国有企业进行。在这个改革之下，财政就做了两个巨大的转变：第一个是停止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第二个是停止给国有企业再注入资本金。这是公共财政体制对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的两个实质性的变化。我们的财政对国有企4业的亏损补贴，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曾经占过财政收入的20%还多一点，这个比重是相当之大，我们财政收入的20%收回来后接着贴给亏损的国有企业，到现在为止就剩下1%了，从20%降到现在的1%。这1%是给谁的，从中央的层面：有些军工企业它有军品生产线的维护任务，我们的粮食企业由于它有政策性的负担，还需要给它亏损。那么从地方层面：更多的是供水、供气、公共交通、地铁等等，现在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都保持在或者都严格限定在政策的层面，对经营性的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完全没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原来建设项目转成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当时都是贷款借的项目，现在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资本金不足，你想让财政再给注入资本金，财政的答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科目，就是我想给你注入都没有渠道，因为体制改革把该科目裁掉了，所以财政体制改革就改变了我们的财政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就是财政不再是国有企业的靠山，原先国有企业为什么说是政府的企业，政府的企业出问题政府得管，主要是谁管，由财政管，但是现在财政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靠山，如果说财政对国有企业还负有责任的话，现在只剩下一项责任，就是保人的责任，就是说国有企业如果特别困难，职工完全发不出工资，或者说破产企业拿不到安置费，财政有责任去保职工的基本生活，这个职能实际也是社会保障职能，公共财政里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社会保障职能，人出问题财政有责任，因为它有个社会保障职能。但是如果企业出问题，让财政出钱去挽救一个困难的国有企业，财政已经没有了这样职能，这是财政体制改革。第二个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大家知道我们原先的国有银行，最开始的时候是财政的出纳这么一个地位，各级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是非常多的，我记得5在90年代的上半期，如果地方上，比如青岛市有个企业出问题，这个企业运转不动，发不出工资，青岛市的市长、分管工业的副市长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把银行行长请来，企业出问题，职工发不出工资，职工要上街，银行行长需要讲政治，要给它贷款发工资，以前这种方式是非常普通的，大家都讲这叫安定团结贷款，这种安定团结的贷款造成的后果是我们银行系统里的坏帐不断上升，因为给它发工资的贷款是不可能还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位任务就是确定国有商业银行独立的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再受外部的干预、不能受各级政府的干预，它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自主决策、自主承担责任和风险。为确立这个主体地位，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系统现在是一级法人制度，垂直管理，它底下的分行不是法人；包括对它内部的责任约束硬化，比如，现在商业银行如果经它的手贷出的款形成坏帐，不管是行长或者是信贷员，制度上规定要追究其终身的责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国务院的角度加强对银行的考核，不良资产每年必须降低多少个百分点。所有这些措施都到位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就基本明确了。这个明确实际上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或者说变的是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变成现在一个很简单的符合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关系，如果是一个贷款条件很好的企业，象青岛有许多这样的好企业，银行会追着给它贷款，行长会希望这些企业在自己行里开户，因为它是优质客户资源。但如果是困难企业、是亏损企业想找它贷款，就是把吴市长请出来跟银行打召呼，那也不管用，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符合不符合信贷条件的关系，金融体制改革把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也变了。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如果从国有企业这个角度去看，从基本上改变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这两项改革事实上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6输血渠道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国有企业有一个天然的问题，因为它背靠着政府，国有企业以前都有一个软的预算约束的问题，大概在90年代中期，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课题，很多国内外学者研究国有企业，最后的结论，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所以国有企业不可能搞好。所谓预算约束是软的，它就不怕赔钱，赔钱有人给它贴钱，所以这样的企业它不可能象其它独立的约束是硬的经营主体那样去参与市场竞争。当时学者们分析预算约束是软的，其输血渠道是什么呢？国内国际的经验有三条：第一条是直接的政府补贴；第二条是政府的间接让税；第三条就是政府干预下的银行贷款。这三个渠道造成了软的预算约束。现在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三个软约束的渠道都已被切断，所以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被硬化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其推动着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讲攻坚阶段它有实质性的内容。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是什么时候启动的呢？大概都是97年底议论，在98年正式开始实施，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大家回忆一下还记得，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大家担心亚洲金融危机要波及中国，97年底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即中央的金融工作会议，把98年定为防犯金融风险年，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措施在98年非常快就出台了。97年酝酿，98年开始实施，实际上是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给变了，所以是1998年进入新阶段。98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和98年以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不一样的，98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断掉后路的改革，如果这个国有企业出现问题，自己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就只有一个，就是破产，没有任何的系统、任何的机构再出钱去挽救它，这跟98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预算约束被硬化之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很多新的7局面和特征，归纳一下，大概有两个方面的最突出的特征：一是推动改革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改革的推进力度空前加大。98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可能是84年、85年开始正式起步的，98年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方式、内容也都很多（各种承包制、经营责任制等），大家回顾一下，有两条底线没有人敢碰：第一条是企业能不能退出的底线，第二条是人能不能退出的底线。这两个问题在98年之前没有人敢碰，并不是说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企业能不能退出就是国有企业能不能破产的问题，按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是优胜劣汰的，国有企业当然能够破产，大家认识没有问题。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波折，在波折过程中国有企业能不能裁员，从认识上讲，大家也觉得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在实践中大家不敢碰它，因为它的社会风险非常大。98年以后，从整个中央对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以开始触及，而且这两条底线都已经被破掉。98年实际是三年改革脱困的第一年，三年改革脱困有这么一句话，就叫做政策归纳吧，是朱总理自己归纳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而且他对这句话特别看重，去年的一月份，朱总理准备做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当时邀请很多经济界的同志，包括企业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