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评价李鸿章的两个前提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奕讠斤、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赏穿方龙补服），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面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盖棺尚不能论定李鸿章去世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诗：“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而对他的评价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战争中镇压农民起义，用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当然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封建统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点。值得探讨的是，在内战烽火中发迹起来的这部分地主阶级经世派官僚，在面对强敌环伺、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从军事近代化做起，开始了“自强应变”的洋务运动，这是时代潮流的使然。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革命的镇压者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二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在主持洋务活动中的“卖国”，洋务又分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两大类，随着近年来海内外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他在洋务———近代化建设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基本予以肯定；而对于外交活动、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对外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则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其中疑点最大的，是他在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交涉时，是否收受过俄方的贿赂问题。前不久，长期研究张荫桓的学者马忠文先生，经过旁搜博证，写出《旅大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受贿”的疑点》，予以廓清，认为李张二人不可能接受贿赂。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再比如马关签约，“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李鸿章从此背上卖国的骂名。可是目前的研究显示，李鸿章在谈判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用电报向国内最高当局请示，所谓“商让土地”即割地之权，也是早经授予的；至于赔款数额，根据甲午战争史权威戚其章先生研究，由于我方密电码早在战前就被日方破译，因而二万万两赔款的底线早被日方掌握，李鸿章无论如何在谈判桌上辩争也无济于事，这只是科技不如人，落后必然挨打的铁证。我觉得，“权倾一时，谤满天下”这八个字的评价很形象。因为李鸿章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常言弱国无外交，在外交上他无论如何绞尽脑汁，总逃不脱受制于列强的命运。当然李鸿章本人在如何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用人举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不敢越封建体制的雷池一步。归根结底，因为他毕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总是他那个时代处于朝野内外各种矛盾和旋涡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对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都十分明显地摆在那里！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强手，也是经济天才；军事上内战属强者，外战属庸者（不完全是弱者），军事思想不如他的后辈先进；文化上是奉行“中体西用”的代表——这点个人比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比“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都来得符合实际；官场生存方面，也属于强者，一直能立于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梁启超说得好：“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参考资料：gejiang1078174|评论(60)求助知友zoli|来自团队古代文明探索|九级采纳率28%擅长领域：历史话题文学民俗传统提问者对回答的评价：非常满意按默认排序|按时间排序其他回答共6条2012-04-0421:49四風院_荻|四级这就好比评价秦始皇，要用辩证否定的方法去看待李鸿章。积极：他是晚清政坛上不可忽视的大臣，是清政府外交的先锋，正直，爱国（这一点常被人误解），是一个受到伊藤博文等真诚敬佩的中国人消极：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代表满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条条丧权辱国的合约，他毕竟只是顽固的保守势力，落后于滚滚历史潮流，不愿向先进文明学习，固步自封，还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22|评论(7)2012-04-0421:59郑健是我|六级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是清朝主要的卖国贼之一。我们还可以对照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日本在19世纪中期同样面对西方的侵略，同样为了挽救其统治，日本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家先是发动武装倒幕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然后在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几乎是全盘西化，结果日本很快崛起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不仅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同一时期的中俄两国为什么都败给日本，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在根本上向西方学习，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隔靴搔痒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换面式变革不可同等而语。因此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尽管是进步的，但作用是极有限的。过去多年来我们的历史书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的卖国也大加谅解，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评价历史的主要标准是看其客观效果，但同时也要了解其主观动机（尽管是第二位的）。尤其是历史文艺作品，历史的客观性决定了它对历史的评价应遵循客观性原则，文艺的情感性又决定了它必须同时揭示历史人物复杂的动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依次来衡量《走向共和》一剧，我们看到编导把李鸿章描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人物，完全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个人私利的一面，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对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也大加赞扬，看不到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对其卖国行为，也以浓重的笔墨为其辩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她是一个女人，想给她怎样打扮就给他怎样打扮。当年中共领导农民打土豪，斗地主，而李鸿章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因此当然要把李鸿章之类的地主反动派踏翻在地。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中共要学习西方技术，进行改革，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不过内容换了，当年李是坚持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文化，只学西方军事和民用技术；当今中共是坚持一党专政（四项基本原则），只学习西方的经济体制。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物换星移，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就不合时宜了，因此要翻案！美化李鸿章的意图昭然若揭！12|评论(6)2012-04-0500:38丿青衣|五级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强手，也是经济天才；军事上内战属强者，外战属庸者（不完全是弱者），军事思想不如他的后辈先进；文化上是奉行“中体西用”的代表——这点个人比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比“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都来得符合实际；官场生存方面，也属于强者，一直能立于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梁启超说得好：“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如何评价李鸿章？他卖国吗？2011-01-2411:26提问者：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