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54期文化讲坛

有选择，生活才幸福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孟非崔永元：我们这四个人听起来好像是在一个行业，都在电视上露面，其实大家干的还真不是一样的事情，所以这就说明社会的进步，表现在有多元的选择上。比如穿衣打扮，你看我今天精心选择了这件衣服，我没有料到他们比我还精心。（全场笑）但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文化讲坛，允许我穿这样的衣服站在上面主持，这也是社会的进步。当然我要穿成车展那样来，也不知道行不行，那样可能是社会更进步，也可能是退步。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先听听嘉宾的演讲。首先有请孟非先生！（全场鼓掌）■追求自由和对自由的选择是人的天性，也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向首先非常荣幸受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邀请来参加文化讲坛，早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高端、有品位的讲坛，来过很多名流。所以，除了荣幸之外，我还感到很大的压力和担心，我担心会不会因为我的到来而使它变得不那么高端了，（全场笑）我尽量好好说。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对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很贴心的安排，因为由我先说，这符合人们认识世界的规律——由浅入深。（全场笑）刚才司仪说的两个词我觉得特别准确，说听一听四位嘉宾对幸福生活的“感受和见解”，那么“见解”留给他们说，我说点儿“感受”。（全场笑）我从我的工作开始说起。刚才那个片子介绍了我很多事儿，有些荣誉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也让我回顾了一下我不长的一生，我觉得还可以。（全场笑）我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主持《非诚勿扰》节目。我想大家都认同一个说法，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相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也不尽相同。但是我相信大多数普通人也同样认同，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愿景当中，一定应该包括甜蜜爱情、幸福婚姻这样的元素。我现在从事的就是这么一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最近两年，有些兄弟台在研发和复制类似节目的时候，纠结一个技术问题，到底是“男选女”好，还是“女选男”好。其实我觉得在婚姻和恋爱当中，不存在“男选女”或者“女选男”，一定是相互选择，能够有自由选择机会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当中总是说婚姻是人生大事。但实际上在这件人生大事面前，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中，我们中国人的幸福感是不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不到一百年之前，中国人面对婚姻问题时几乎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我没在那种年代生活过，我听说那个年代基本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然我绝不是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就一定不幸福，自由恋爱的婚姻就百分之百幸福。但是我想说，追求自由和对自由的选择是人的天性，也是文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向。如今，我们可以自由恋爱了，婚姻选择的方式也更多了，除了自由恋爱之外，还可以通过亲戚朋友介绍。随着社会服务功能的完善，婚介机构出现了，我们又多了一种选择的渠道。再往后，媒体成熟发展起来，也有了这项服务功能。我记得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了报纸征婚，那又是一个新事物。现在又有了电视上的征婚。也许有人会问，选项的增加、婚姻选择模式的增加，就一定意味着婚姻质量的提高或者说幸福感的提高吗？有人又问了，为什么现在的离婚率比过去高那么多呢？我觉得，在现代婚姻制度当中，离婚这个选项的存在恰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婚姻的质量。离婚这个选项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合法、公平、平等的方式来结束一段彼此都认为不合适或者不幸福的婚姻，这难道不是对生活质量的一种保证吗？我们且不谈封建时代的“休妻”对于女性是否公平，就仅仅是因为没有公平的离婚机制的存在，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个时代人们的婚姻生活质量，其实不像我们看到的很多艺术作品当中的那样。那种痛苦、那种生活质量或者婚姻质量的问题就在于人们少有选择，人们既难以选择和自己结婚的对象，也很难选择结束一段不幸的婚姻。从婚姻这个问题，说到自由选择。在人的生活当中，自由选择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其实非常重要。我上小学填的第一张履历表，其中有一栏叫“出身”。90后可能不太知道“出身”是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回去问家里人，“出身”这一栏填什么，家里人跟我说填“干部”。我当时就特别骄傲。我那么小，虽然不知道“干部”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就知道“干部”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我在这么小的时候就拥有了这么高级的一种头衔和身份，我认为这是很让人得意的事情。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我之所以能够填“干部”，不是我爹妈当多大的官，而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在事业单位工作。所以，在那个年代，我是顶着“干部”的光环来到这个世界的，虽然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没当上真正意义上的干部。（全场笑）当时的中国人，如果你爷爷是农民，那你爸爸就是农民，你就是农民，你的儿子、孙子注定是农民。在封建时代，中国人要想不当农民，选项不多。造反是一条路，但这个风险太大了，成功率也低，所以干这事儿的人不多，几千年就那么几十回。后来有了科举制，可以通过科举当官，这个成功率相对高一点，也没什么风险，最多考了几十年，考疯了。（全场笑）后来有了高考制度之后，我们又多了一种选择。现在农民离开土地的方式更自由。每年有大概3亿左右的中国农民季节性地往返于城市、农村之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谋生方式。尽管有人说，这些季节性往返于中国城乡的农民，他们并没有真正脱离土地，但是毕竟他们可以自由地或者说相对自由地选择谋生的渠道和手段。这就是一种进步，而在过去，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除了身份的不能选择之外，在我童年的时候，中国人过着没有什么差别的生活。没有差别的生活，实际上是没有多少选择的生活：我们拿着差不多的工资，住着差不多造型的房子，房子的面积都差不多。食物也是差不多的，配给的嘛，都凭票。穿的衣服的颜色和款式也差不多，黑白灰嘛。中国人的发型也差不多，那个时候的女性也没有多少发型可以选择，像今天黄老师这么漂亮的发型在当年的电影里头，基本上是女特务。（全场笑）那时候剃光头的就是两种人，病人和犯人，（全场笑）现在，你可以因为头发少，自由地选择剃个光头。当然光头也给我带来了一些困扰，在我刚刚走上新闻主播台的时候，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我这个发型很不主流，当时我心里也很难过，垂泪到天明。我就在想，我不长头发，或者头发比较稀疏，这属于生理缺陷，为什么一个生理有点儿缺陷、头发比较稀少的人，剃了光头，就不能在新闻主播台上从事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呢？这就是那个没有太多选择机会的年代。牵手不牵手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在交换着他们的人生阅历、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再回到我的工作上来。电视机作为一个科研产物出现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反正在我小的时候刚刚开始有了电视节目，那个时候央视的节目一天大概也就个把钟头，没什么频道选择，就一个频道，但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我总记得一个院里的人围在一台黑白电视机前的那种盛况。现在，媒体的进步意味着我们有那么多频道可以选择，如果你特别讨厌哪个节目，讨厌哪一位主持人，可以立刻换频道，用遥控器就把他给“毙”了。这就是媒体的发展带来的一个最直观的表征，就是我们的选项很多。所以现在出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主持人比过去要难得多。在今天，《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在国内乃至在整个华人世界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提供相亲、婚恋服务的平台，能够承担这个功能的媒体也好，其他的社会机构也好，很多。其实《非诚勿扰》每一期所展示的不仅仅是24个单身女性和5个单身男性的故事，而是每一期都能够让我们走近一些和在座各位一样的普通人、年轻人，了解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人生阅历，感知他们的命运、期待和思考。牵手不牵手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人在交换着他们的人生阅历、生活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绝对不相信那么多观众收看《非诚勿扰》，仅仅是为了看台上那24位美女。我也不相信大家是为了看我和乐嘉、黄菡3个人在台上说俏皮话，我们又不是相声演员、小品演员，没那么多好玩的段子。人们关注这个节目，是因为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期节目都不断地涉及一些年轻人生活的话题，3年来《非诚勿扰》所讨论的那些话题几乎涵盖了今天普通中国老百姓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我们3个人虽然都程度不同地有一点好为人师的坏毛病，但是我们尽量克制，我们尽可能地让每一个来到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有机会展示他们愿意展示的、他们认为真实的生活和一些思考。在与他们进行的讨论中，我们都尽可能地避免做出某种结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那种真实的、或者说相对真实的讨论，我觉得讨论的意义大过于我们轻率地做出任何结论。那么多人爱看这个节目，恐怕也不仅仅在于可以围观别人的爱情，他们在围观别人爱情的时候，可以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生活经历和一些价值观。每个人在台上自由选择的时候，他（她）有机会向异性、向公众进行一种自由表达，这种自由表达也是非常可贵的，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也在选择对方的人生态度，他们要听到的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的真实答案，而不是标准答案。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开头我说了，关于幸福生活的见解留给他们三位，我讲一讲生活的感受，耽误大家一点儿时间。更精彩的发言，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全场笑，鼓掌）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崔永元：孟非谈得特别好，他一开始就回忆到了一百年以前，他也很坦诚地承认，当时他不在场。（全场笑）我在场，所以我适合谈“精神”。（全场笑）那时候确实是像他讲的那样，特别缺少选择。我觉得今天孟非作为一名优秀的电视主持人，主持的又是这样一档节目，就证明社会多了一种选择。你们想想不是很奇怪吗，一个男人当红娘，（全场笑）而且是这样一个男人。（全场大笑）孟非：哪样啊？崔永元：好男人。（全场笑）其实我们还可以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谈幸福，就是理论的方式，看看钱文忠先生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惊喜，欢迎他！（全场鼓掌）■我们开始面临人类历史上过去没有面临过的问题，这也就是今天我们都开始关注“幸福”这两个字的原因首先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讲坛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之所以要感谢文化讲坛，是因为就全国而言，或者就华人世界而言，据我所知，能够坚持到50多届的文化类讲坛是非常罕见的。非常感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给上海这座城市，乃至当下的中国人文界，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活力的并且会延续下去的文化传统。当代中国最缺文化传统，当代中国需要一种坚持、一种等待、一种对永恒的期盼，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文化讲坛之所以那么受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眼光。每一届讲坛的主题都着眼于当下中国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它的选择是精心斟酌的，不是随意的。比如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大家谈论幸福特别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延续了三十多年经济飞速的发展。同时，我们的社会应该说在全世界的范围来讲是相当稳定的，我们的国家安全是可靠的，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人的自由程度都是过去不敢想象的。按照人类的经验或者人类的历史，当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在一个历史阶段同时拥有了物质的快速增长，拥有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拥有了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它就一定会拥有幸福。然而可能由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所以我们开始面临人类历史上过去没有面临过的问题，这也就是今天我们都开始关注“幸福”这两个字的原因。传统的幸福观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那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很多人把这句话绝对化、抽象化为：“幸福都是一样的，不幸各有不同。”其实，幸福也是各有不同，天底下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幸福，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幸福的标准。我想，一个社会越和谐、越健康，幸福的标准应该越多元、越开放。当今，确实有一种让人非常担忧的情况，我们的幸福观正呈现出一种僵化和单一的趋势，比如我们认为财富、地位是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我发现有些年轻人的幸福观也很狭隘，越来越单一，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幸福应该是多样的。同时我想幸福的重要基础之一，实际上是一种和谐的观念。当年温家宝总理曾经公开发表过文章，说他那时去看望季羡林先生，季先生跟他讲，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天人合一”，人不能去征服自然，人应该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和自然和谐共处。这一点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第二个重要概念就是“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