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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战略管理:踏入长征的战略抉择2007-06-27一、战略管理:踏入长征的战略抉择《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34年10月-1936年10月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总共用了两年时间先后度过了长征这段漫长的岁月征程。历史是悲壮的,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它的发展宿命,长征已成为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神话。1931年后,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原因是战略决策的调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主义路线的统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诬蔑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主义错误”,他的军事领导权被剥夺,只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或者说,毛主席暂时被“挂起来”了。1933年春,周恩来、朱德等运用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使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随后,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和200架飞机,聘请国外的军事专家,并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时值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左”倾路线几乎发展到顶点,在大兵压境、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博古等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军事上由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竟然把红军的战略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硬仗,依靠主力军队开展阵地战和“正规”战,在无视敌强我弱的前提下要求“全线出击”,彻底否定了在前四次反“围剿”中被证明有效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此次反“围剿”初期的洵口遭遇战中,红军拼死取得了胜利,这恰好给了博古等人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以此为据,大喊“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道路步履维艰,每次战役都要损失两三千人,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这与毛泽东指挥作战时候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周恩来曾经告诉埃德加。斯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前所未有地损失了6万人。1934年4月底,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敌兵大举压上,战情危急,“左”倾领导者开始缩手缩脚,处于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甚至是节节败退的状态,致使根据地的范围就像剥皮一样一圈圈渐小。。。。。。到1934年秋,蒋介石开始了“铁桶计划”,要将工农红军逐步困死在苏区。此时,革命根据地已失去过半,只剩6个县了。毛泽东极力主张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在运动中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但该建议再次被拒绝。第五次反“围剿”局势日趋恶化,败局已定,眼看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突出重围、实行战略转移已成为唯一的选择。早在七月上旬,红军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分别到闽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此举可视为长征的前奏。红七军团打起“抗日救国”的口号,一路北上;红六军团则一路西进,顺利渡过湘江,与红二军团会合之后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最初的长征路线便是选择这一条旧径,直奔湘西。10月上旬,经过长时间筹划,关于全军长征的指令终于发出,中共中央两大纵队及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组成红一方面野战军,共8。6万人,于10月10日前后,分别从现金、于都地区出发,撤出朱德和毛泽东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征途。这一去前途未卜,八万多人的队伍挑着中央苏区几乎所有的物资,拖沓着、臃肿着前进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就像大搬家一样。”也正如埃德加。斯诺所称的“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苏区留下以陈毅、项英为领导的一万六千多名红军官兵坚持战斗,但很快便被敌人攻陷了,而长征又如何呢?是否同样于途中惨遭劫难,谁人知晓?二、危机管理:血战湘江的生死危机《十六字令三首》1934—1935年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当身背毛瑟枪、头戴八角帽的红军战士在于都、现金集结,跨过东门浮桥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明确的目的地,红军百姓表达得最诚挚的就是“十送红军”,其实,博古、李德又何尝知道明确的征程,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跳出快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围住的中央苏区。蒋介石当然也不知红军要走向何方,他的铁壁合围之势很快出现松动。长征前,朱德早已派人与国民党广东军陈济棠部取得联系,双方就反蒋抗日达成共识,因此,第一道封锁线形同虚设,一阵子空枪之后,红军顺利渡过信丰河,时值10月22日。随后,敌军的第二、三道封锁线亦遭到突破,红军将士要么奇袭、要么绕道,“追剿”军总司令薛岳尚处在云里雾里,红军主力已突到湘西境地。蒋介石当时最为担忧的是红军主力与红二军团的贺龙会合,建成鄂湘川黔革命根据地,因此,设在湘江岸边的第四道封锁线显然没有前三道那样简单,它的“历史使命”便是“于湘江东岸全歼红军”。11月上旬,担负据守湘江重任的湘桂军阀在全州达成联合对抗红军的“协剿计划”,两军首尾衔接,40万兵力沿百里江岸一字排开,静静地等候红军的到来。但湘桂两军的统帅何键与白崇禧的心情并不沉静,他们打着各自的算盘,只能阳奉阴违地执行着各自的命令,保存实力才是他们的重中之重。果然,当11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与桂军在龙虎关交火时,深感恐慌的白崇禧撤下湘江防线,坚决回防,这使得湘江防线出现百里缺口,红军的机会来了。11月27日晚,先锋团已控制界首以北六十余华里的湘江渡口,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央红军的大部队以每日只走一二十公里的速度,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岸边!此时,敌人早已发起猛攻,12月1日的战斗更是趋于白热化,红军主力完全是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中冒死过江,坚守渡口两岸的红一、三军团同样伤亡惨重。湘江战场之上,坚强刚毅的红军指战员们眼望着江水泪如泉涌--红军从长征出发前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这次前所未有的湘江危机使每一个人都在反思:博古、李德所指挥的军事路线是否存在着严重问题?12月上旬,损失过半的红军从广西、贵州交界的绵延高山中绕了出来,下一步的走向问题成为中共中央讨论的焦点,博古、李德仍认为与红二军团会师的前进方向是不可改变的,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放弃原定方针,转赴敌军薄弱的贵州,因为蒋介石已摸清了红军动向,血战湘江已是最好的证明。在双方的反复争议中,红军继续西行,先后途经贵州的通道、黎平与猴场。其间,“天将降大任”,革命领袖当仁不让,毛泽东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他的重新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连续召开的三次中共中央会议,终于确定了毛泽东正确的行军路线,突破乌江,直奔黔北,剑指遵义。陈云对这个时期的描述是:“此时红军士气极高、服装整洁,在湖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正确的行军路线终于使红军从湘江战役中得到充分的缓解。1934年和1935年首尾更替之时,中国红军飞渡乌江天险的战役令人叹为观止,作为经典战役被载入中国军事史。在长征途经11个省中,红军在贵州停留时间最长,当时,国民党自嘲:“一路送行到贵阳。”红军的标语则简明有力:“有劳远送!”“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当红军长途奔赴至此时,王家烈慌了,红军在这里扭转了危局,化腐朽为神奇,贵州成为红军的福地。第三章:变革管理二占遵义的历史变革《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1935年1月,长征中的红军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贵州突然聚焦了世人的目光,一时间,中国工农红军、国民党中央军、黔军、川军、桂军、湘军等当时中国的实力军队登上贵州舞台。贵州的复杂除了地理环境之外,还有军阀间的矛盾及黔军内部的派系林立,当地丰沛的水资源和复杂的地形使山水之间蕴含着艰险的意味。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破除一切阻挡,以洪流滚滚、神兵天降之势夺取了黔北重镇遵义城,从而成为红军长征由失利走向转折的开端,一系列漂亮仗也由此而来。当时,蒋介石的两个纵队分别集结在贵阳、清镇和乌江南岸一带整训待命;中央红军亦派出一、三、五、九军团对遵义城外各要道严加防范,这构成一段战前的沉寂。同时,薛岳的“追剿”军正忙于进驻贵阳,趁机削弱王家烈的黔军势力;王家烈也希望红军尽快由黔北入川,因而不敢攻击作战。红军遂得以在遵义好好休整了十多天。1月15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便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具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后,恢复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军事领导地位,“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终得以受到批判,整个红军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所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江北上,中央决定发动土城战役,围歼川军郭勋祺、潘佐等旅。同时,蒋介石几十万兵力向遵义包抄过来,要将红军围歼于川黔边境。军情转变使中革军委做出暂缓北渡长江的决定,改在云贵川三省边境地区机动作战,“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就此诞生。调转路线,先北上而后向西一渡赤水,转战四川云南,调出川滇二军;再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向一头雾水的敌人杀了个回马枪之后随即继续北上三渡,徘徊于赤水河西岸,吸引蒋介石各路军队来袭,随后再从容四渡,径直南下,长驱直入,佯攻贵阳,将百万敌军远远抛于身后。随着这种一气呵成的行军路线,中央红军的长久被动局面终于转为主动。1935年4月,红军绕过贵阳,继续南下,但此举仍让身在贵阳的蒋介石吓出一身冷汗,他急调滇军来援,这正使得中央红军能够出其不意且大踏步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北上抢渡金沙江,进军四川,与身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饱受长期没有根据地之苦的中央红军奋勇北上,金沙江的皎平渡成为红军的顺利渡点之后,蒋介石又布置起新的封锁线,“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龙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的部署不但没有困住红军,反而成就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领导者的英明伟大,也成就了“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多段历史佳话。“大渡桥横铁锁寒”,妄图利用地势条件,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国民党军也不得不为红军的连番壮举惊叹不已。魏巍曾在《地球的红飘带》中这样说道:“所有的人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反动人物也不例外。当英雄饮恨大渡河七十二年之后,还有人想当骆秉章这种臭名昭著的人物。”但长征中的红军没有给这种人以机会。6月,继续北上的红军来到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脚下,很多来自南方的红军将士以前从未见过雪山,兴奋好奇之余却是无比的寒冷与饥饿,在这座飞鸟难过的雪山上,死神时刻都会夺去每一个人的生命,很多战士永远倒下了,但“另一些人又前进了”。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在雪山的另一面,等待他们的正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第四章:领导之道《七律。长征》1935年10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1935年的6月中旬,当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与达维之间会师的时候,将士们欢欣鼓舞,以毛泽东和张国焘为代表的两军领导在通信中称这是一次“伟大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为此,两军战士众志成城,坚定信念,他们怀揣同样的梦想,誓死为共产主义事业共同奋斗到底。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按照人们的意志所趋。红四方面军诞生于鄂豫皖苏区,成长于川、陕边界,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师之时连同地方部队共计八万多人。张国焘任主席,牢牢掌握军事大权,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尽管张国焘对与红军主力会师表示“振奋”和“欣服”,但实则他在观望主力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孰强孰弱以及能否与中央分庭抗礼。此时,沉寂在会师喜悦中的党中央,有谁会想到一场空前绝后的“裂变”正等待着他们。6月28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与毛泽东针锋相对,一个要依托懋功向川康边发展,一个则坚持北上抗日,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且张国焘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事攻击党中央,要求改组。党中央对他这种错误的形势分析以及改组意见进
本文标题:长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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