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类本草》征引医方考

成都中医药大学2007级硕士学位论文11引言《证类本草》集唐宋以前各家医药名著以及经史传记、山经地志、诗赋杂记、佛书道藏等有关本草学的知识，详述其功用、采集、炮炙、鉴别及名医心得。作者唐慎微，字审元，成都华阳人。他以《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为基础，参阅了《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专著，总结了北宋以前历代药物学成就，内容非常丰富。原书共31卷，目录1卷，载药1746种，新增药628种，如灵砂、桑牛等皆为首次载入，附古方三千余首。《证类本草》是宋代本草发展最高峰的总结，对众多药物形态记述和药图的收录，也最齐全。这对研究中国历代药物品种考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此外，该书广涉宋以前秘本500余种，保存了许多已失传的医药典籍资料。李时珍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李约瑟（J.Needham）博士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扬本书：“要比15和16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所以本书一直是与《本草纲目》齐名，在学术上、实用上都有极高的价值。《证类本草》对收录前代有关本草资料，皆原文转录，按历代次序排列，形成层层包裹，成为本草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这与《本草纲目》脔切前代本草原始面貌相比，更有特色。因此，本书成为研究者们考察古本草发展、单味药历史，辑佚古方书、古本草重要文献来源，同时也是今后发掘祖国医药遗产、丰富和发展中国医药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证类本草》成书距今已九百余年，是研究六朝、隋唐、五代时期本草、方书的重要文献资料。古人对此书的研究相当重视，发表评论甚多。据《四部总录医药编》记载，古人对《黄帝内经》的评论仅23条，而对《证类本草》的评论就有28条之多，居全书之首。然而近世对《证类本草》研究甚少，据统计，从八十年代末至今，前后二十多年间，国内主要医药期刊杂志，发表对《神农本草经》研究文章七十多篇，《新修本草》近二十篇，《本草纲目》三百多篇，而对《证类本草》的研究文章只有十几篇，纵横比较，反差甚大。因此，对《证类本草》这本文献价值极高的著作，应该加强研究力度[1]。此外，《嘉佑本草》以前各朝主流本草中，只论述各药性味主治功用，很少附有临床应用的方子。单纯讲药，在临床应用时，不能应急以需。唐慎微在前人成都中医药大学2007级硕士学位论文2的基础上，系统地附录医方，使得方药统一，以方便临床使用，这也是唐慎微在本草学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遗憾的是，《证类本草》引用的方书，大多数均佚，存世者仅少数。近年来，不少研究者试图对这些亡佚的方书进行辑复，已经取得不小的成就。但是，仍然有大部分方书未被研究到。本文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试图对《证类本草》所引医方进行汇考，以乞达者斧正。成都中医药大学2007级硕士学位论文32正文2.1《证类本草》引方汇考2.1.1《证类本草》的直接继承关系《证类本草》一书保留了自《神农本草经》以后各代主流本草学著作的内容，其直接继承关系如下：梁·陶弘景增添唐·苏敬等人《名医别录》内容宋·掌禹锡等人宋·马志等人唐慎微增补内容《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以十三条文字概括了药性总论。各论记述365味药物的性味、主治及功效，是早期临床药学经验的总结。梁·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增加了《名医别录》的内容，撰成《本草经集注》。在药物分类上，陶氏以《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法为基础，又创造了自然属性分类法，将730种药物按玉石、草本、虫兽、果、菜、米、有名无用分类。为了辨别文献来源，陶氏采用朱墨杂书，以红字书写“本经文”，黑字书写“别录文”，即《本草经集注》包含《神农本草经》的全部内容。到了唐代，苏敬等人又将陶氏《本草经集注》发展成为《新修本草》，新增药物114种，使药物总数发展到850种。在编写体例上，苏氏仍沿用陶弘景的方法。在药物分类上分得更细，将《本草经集注》的草本、虫兽划分为草、木、兽禽、虫鱼4类，共分为9类，每类又分上、中、下三品。在药物文献标记方法上，亦采用陶氏的方法。《新修本草》新增药，注“新附”二字，新增注文，冠以“谨案”二字。实际上，《新修本草》包含《本草经集注》的内容，当然也包括了《神农本草经》的全部内容。《新修本草》发展至宋代，被马志等修纂成为《开宝本草》，所以《开宝本草》无论在编写体例，还是分类、分卷上，都承袭了《新修本草》。此次新增药本草图经嘉佑本草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开宝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成都中医药大学2007级硕士学位论文4物133种，使本草药物的总数达到983种。由于宋代印刷术比较发达，《开宝本草》则是用雕版印制的。药物正文印成单行大字，注文印成双行小字。正文出《神农本草经》者，印成白字；出《名医别录》者，印成黑字；出《新修本草》者，加注“唐附”；马志新增者，加注“今附”。注文出《本草经集注》者，注明“陶弘景”；出《新修本草》者，则冠以“唐本注”；出《开宝本草》者，则冠以“今按”、“今注”。《嘉佑补注神农本草》（以下简称《嘉佑本草》）是掌禹锡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其编写体例承袭《开宝本草》。全书新增药物99种，使本草药数发展成1082种。与《嘉佑本草》同时编纂的，还有苏颂的《本草图经》，两书分别刊行。公元1092年，陈承将两书合刊，未增加新药，只增加陈氏本人的一些见解（别说），由林希作序，编成23卷，名《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唐慎微在此基础上，又增加经史子集内容与附方，定名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且唐氏所增资料，皆冠以黑盖子“【”标记。书中新增药物628种，使本草药物总数发展到了1746种。公元1108年，艾晟增入陈氏“别说”至《证类本草》，改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到公元1116年，由曹孝忠校刊，改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公元1249年，张存惠翻刻《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时，分条散入寇宗奭《本草衍义》的内容，成为今日现行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为《政和本草》）。现今通行的《证类本草》专指《政和本草》，而《政和本草》又有多个版本，常见的有明成化十年刊本、商务影印本、人卫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抄本。在各种版本中，以人卫影印《政和本草》最佳。因此，本论文所用《证类本草》，即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之《政和本草》[2]。2.1.2《证类本草》引方来源2.1.2.1关于引用者首次在本草著作中引到医方者，并非唐慎微。早在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就引到医方，如术条陶氏引《仙经》云：“亦能除恶气，弭灾疹。丸散煎饵并有法。其苗又可作饮，甚香美，去水。”（151页）*薏苡仁条陶云：“今小儿病蛔虫，取*由于本论文的特殊性，文中引到的一些参考书籍随文标注页码，下同。成都中医药大学2007级硕士学位论文5根煮汁糜食之，甚香，而去蛔虫大效。”（161页）景天条陶云：“叶，可疗金疮止血，以洗浴小儿，去烦热，惊气。”（188页）但是陶弘景对药物的用法用量描述得还不够明确，且引方具有随意性。《新修本草》中仍引到医方，如茺蔚子条苏云：“捣茺蔚茎傅丁肿，服汁使丁肿毒内消。又下子死腹中，主产后血胀闷，诸杂毒肿、丹油等肿。取汁如豆滴耳中，主聤耳。中虺蛇毒傅之良。”（153页）络石条苏敬引《别录》云：“主疗蝮蛇疮，绞取汁洗之，服汁亦去蛇毒心闷。刀斧伤诸疮，封之立差。”（176页）与陶弘景一样，苏敬等人还是随意引方，对药物用量的描述亦不明确。陈藏器《本草拾遗》亦引到医方，青黛条陈藏器云：“青黛并鸡子白、大黄，傅疮痈、蛇虺等。”（229页）白颈蚯蚓条陈藏器云：“蚯蚓粪土，疗赤白久热痢，取无沙者，末一升，炒令烟尽，水沃，取半大升，滤去粗滓，空肚服之。”（445页）韭条陈氏云：“取子生吞三十粒，空心盐汤下，止梦泄精及溺白，大效。”（511页）相比陶弘景与苏敬而言，陈藏器较为明确地描述了药物的用法及用量，引方更为规范。到了宋代，《本草图经》引方又有新的发展。书中除了详细地描述药物的用法用量外，还标明所引医方的文献出处。如龙胆条引《集验方》谷疸丸：“苦参三两，龙胆一两，二物下筛，牛胆和丸，先食以麦饮服之，如梧子五丸，日三，不知稍增。”（164页）地榆条引崔元亮《海上方》：“赤白下骨立者，地榆一斤，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再煎如稠饧，绞滤，空腹服三合，日再。”（220页）但苏颂引方还是比较随意，并非每味药物条下都引到相关医方。因此，唐慎微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系统地对医方进行归类整理，将他所见方书的条目有选择地列于相关药物名下，引方多达3000条，涉及药物538种，有助于医家了解药物之应用。此举堪称唐氏首创，同时也影响着后世本草方书的体例。2.1.2.2关于方书古人引书非常灵活随便，往往一个书名有多种省称或别称。如葛洪《玉函方》一书，《证类本草》还引作《葛氏方》、《玉亟方》、葛稚川；姚僧垣《集验方》一书，《证类本草》又引作《姚氏方》、姚大夫。值得注意的是，《证类本草》引集疗1条，即“男子阴肿如斗大，核痛，人所不能治者，芜菁．．根捣傅之”，但历代成都中医药大学2007级硕士学位论文6经史著录中并未收载“集疗”一书。《外台秘要》卷26曾引到：“《集验》疗男子阴肿大如斗，核痛，人所不能疗者方。取蔓菁．．根捣薄之。范汪同。”[3]（高本504页）芜菁，即蔓菁也。对照两条引文来看，《证类本草》所引“集疗”应该是指“集验疗”，脱“验”字而成为“集疗”。《证类本草》引方包括直接引用、间接引用以及尾注同书三种情况。其中直接引用如卷3芒消引《千金方》作“疗漆疮方：用汤渍芒消令浓，涂之，干即易之”（86页）、卷8百合引《圣惠方》作“治伤寒，腹中满痛。用百合一两，炒令黄色，捣为散，不计时候，粥饮调下二钱服”（204页）；间接引用如卷5铅丹引《外台》作“《集验》疗逆产方：真丹刀圭，涂儿跖下”（126页）、卷14椿木叶引《杨氏产乳》作“《近效》疗久痢及疳痢。拣樗根白皮，不限多少，常取土际不用见狗及风，细切，捣如泥，取面捻作馄饨子，如小枣大，勿令破，熟煮吞七枚。重者不过七服。皆空肚。忌油腻、热面、毒物”（345页）；尾注同书如卷8瞿麦引《梅师方》作“治竹木刺入肉中不出。瞿麦为末，水服方寸匕。或煮瞿麦汁饮之。日三。《千金．．》同．”（202页）、卷7黄连引《子母秘录》作“因惊举重，胎动出血。取黄连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孙尚药同．．．．”（176页）。《证类本草》直接引用医方2983条，间接引用医方36条，尾注同书58条。《证类本草》引到的经史方书，一一列入《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中。今通考唐慎微引用医方的部分，共涉及方书79种（同书异名者算一种，无名单方不包括在内），现存9种，亡佚70种，其中辑佚10种。此外，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有11本方书不见于“所出经史方书”的目录中，故可以认为《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为后人所添，而非唐慎微所作。每本方书基本情况如下：（1）《百一方》《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中列有此书名目，唐慎微直接引用40条。梁·陶弘景增补东晋·葛洪《肘后救卒方》而成《补厥肘后百一方》，简称《百一方》。历代史志书目均有记载。今本《肘后方》由金·杨用道增补《证类本草》的附方至《百一方》而成，书中葛、陶部分混淆一起，无法区分，唯杨氏所增部分，以“附方”列出，显然可别。通考《证类本草》引《百一方》与《肘后方》的引文，我们发现《百一方》与《肘后方》并非同一书也，可能是今本《肘后方》在不同时期流传的两个不同版本。成都中医药大学2007级硕士学位论文7（2）《备急方》此书不见于《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唐慎微直接引《备急方》仅“榆皮”1条，《外台秘要》同样引过“榆皮”条，标明出自《备急》第三卷中。有关《外台秘要》引到的《备急》一书，并未明确作者姓氏，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此即张文仲《随身备急方》，未能确定。据高文铸考证，此《备急》并非张文仲氏《随身备急方》，可能是王方庆《随身左右百发百中备急方》，共十卷。（高本940页）由此看来，唐慎微引到的《备急方》可能亦是指王氏之书。（3）《必效方》《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中列有此书名目，唐慎微直接引用10条，间接引用6条。疑指唐·孟诜《必效方》。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