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孙中山研究现状

1世界各地孙中山研究现状2009.11.1314:00作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兴樑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3周年纪念日。孙中山作为20世纪的伟人，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多年来，一些国家对他生平事业的介绍与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使“孙学”研究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世界现象。一日本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日本堪称是世界各国中孙中山研究成果最丰盛的国家。据其学者山口一郎在1984年的《日本有关孙文著作论文目录》中之统计可知，它共出版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著作274部（内有译著33本），另有相关的论文近490篇。最近20多年来，其孙学研究成果至少也有成倍增长。日本长期来出现“孙文研究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与孙中山及其革命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之故。日本人对孙中山的关注，始于1895年孙策动广州反清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之时。从那时起到1925年孙先生病逝，是日本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个时期。这期间有20多本介绍与评述他生平事业的论著面世。其中主要有：宫崎滔天的《三十之年之梦》（1902年）、伊藤银月的《孙中山与黄兴》（1911年）、内田良平的《支那观》（1913年）；吉野作造的《支那革命小史》（1917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等，而尤以宫崎和北一辉的两书影响最大。另外，还有介评孙中山的文章140多篇。日本这些“研究孙文的古典著作”，反映了同时代日本人之“孙文观”——对孙的认知与评论。当时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看法：宫崎在世界上的第一部“孙传”《三十三年之梦》中，介绍了孙先生满怀激情的革命理想，及其最早开创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实况，向世人描绘与展现了“作为民主主义者、复活亚洲民族之民族主义者及富有社会革命理想之革命家的孙文”。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对孙贬多于褒，谓“孙君的理想与支那的要求相谬”，不是革命党的理想，并进而否认孙中山及其思想对辛亥革命指导性，认为将孙“视为支那革命权威”实属荒谬。从孙去逝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20年（1926—1945年），是日本孙中山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版了研究孙文的著作30多部，其要者有布施胜治的《列宁的俄国与孙文的支那》（1927年）、铃江言一（王枢之）的《孙文传》（1931年）、高桥勇治的《孙文》（1944年）、平野义太郎的《大亚细亚主义之历史基础》（1945年）等，另有相关的研究论文近70篇。日本学界从这时开始译介孙的著作。其中山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三民主义或孙文思想的论著骤然增多。这是因为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国民革命或抗日运动的原理，实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而大亚洲主义又被视为日本“大陆政策”的指导理念倍受重视；二是与研究内容的政治化有关，其研究阵营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学者在“重新探讨”三民主义的幌子下否定或曲解它，并在“东亚新秩序”的新指导原理中加进三民主义。他们在论及孙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时，则认为他主张中日亲善，是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或“东洋共同体”原理的人。左翼学者中虽有人称颂孙晚年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认为其1924年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是要日本放弃霸权主义，及主张世界被压迫民族求解放。但多数人皆指责他否认阶级斗争与拥护儒教思想，而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日本在二战后——第三个时期（也有人主张战后分为两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有了大拓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资料的好转与学术成果的大幅度增加，而且更在其研究内容的丰富与细化，对孙中山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久保田文次教授在论及这些问题时指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反省和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形象与孙文的形象”的形势。的确，野泽丰的《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62年）与《孙文与中国革命》（1966年）、藤井升三的《孙文的研究——特别以民族主义理论之发展为中心》（1966年）、车田让治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1975年）、池田诚的《孙文与中国革命——孙文及其革命运动史的研究》（1983年）、藤村久雄的《革命家孙文——革命尚未成功》（1994年）、田所竹彦的《孙文——一个看到百年之先的人》（2000年）等等著作的出版，及大批研究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论文的面世，“显示出日本学界中孙文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在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内容方面主要做了3项工作：一是拓展了孙中山与日本朝野交往关系的研究。山口先生认为：“这是在日本的孙文研究中，取得最好成绩的领域”；二是深化了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诸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新论著，充分肯定孙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三是进一步拓深了对孙中山思想尤其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研究。日本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在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孙文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最具综合性、系统性，最为进步”，并指出其思想具预见性，为中国现在之改革制下蓝图，他晚年宣扬儒学是出政治考虑，而非思想之本质。在论及大亚洲主义的问题时，有些学者则对以往研究上的谬误进行了反省和纠偏。正是上述这些带来了日本学界孙文研究活动的繁荣。二前苏联学界的孙中山研究2苏联领导人列宁于1912—1913年对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论述，及后来斯大林对此的有关评论，一直影响和指导着前苏联学界的孙中山研究活动。据美国纽约1977年出版的《苏联对孙中山的有关学术资料》之统计目录可知，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前共出版了研究孙中山的书籍和论文385种，以后在这方面的成果当有所增加。其孙中山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20-50年代，主要论著有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父亲》（1924年）与《中国革命家的记录》（1926年），及20年代出的论文集《论孙中山主义的研究》等；其后期是60年代至苏联解体，主要著作有齐赫文斯基的《孙中山——对外政策观点与实践（1885—1925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略）》（1964年）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苏联的友人——孙中山》（1966年）、叶尔马什耶夫的《孙中山》（1966年）、叶菲莫夫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11—1913）——史实与问题》（1974年）与《孙中山1914—1922年对道路的探索》（1981年）等；在论文方面，则有《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1866-1966）纪念集》（1966年）和《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集》（1987年）为代表。前苏联学界对孙中山的研究论述，涉及之面较广，内容丰富，且尤重视其思想研究及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史家们虽在一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但整个学界大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两分法来研究评价孙中山，认为他是中华民国初期的关键领导人，既有成就，又有缺点，既受人尊崇，又不是个完人。前苏联史学家在论及孙中山与中国革命问题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认为对此“不存在任何怀疑”，而其本人是“中华共和国的创造者”，及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独立、统一和自主而从事解放斗争的组织者，另方面又指出，孙虽为中国革命之象征，但其革命却始终未达到所计划的民主主义目标。他们在论及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时，一方面肯定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认为其创立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与西方观念的一种综合”，实由中西不同的世界观融汇而成，另方面又指出他的主义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前苏联学者颇重视孙中山晚年的研究，在论他与苏俄的关系时认为，十月革命后孙的思想曾颇大程度地往左走，20年代初成为“苏联的朋友”，他转向苏联的原因，是其认识到与它建立友好关系，能帮助中国找到一条实现伟大理想的道路。同时也有人指出，虽然孙中山对苏俄的经验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他在与俄代表接触时，却保留相当矜持的距离。“1922年夏季孙氏从广州被驱逐，迫使其更坚决地寻找新的同盟者及新的斗争方法，在如此情况和动机下，他才同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俄国建立一种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合作关系。”三德国汉学家之孙中山研究德国汉学家对孙中山的介评与研究，可以1945年希特勒在二战中彻底垮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40多年可细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25年3月孙先生逝世。这期间德国的报刊发表了一些介绍孙革命活动的文章，学界则出版了少量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著作，如泊斯贝格·雷考夫的《中国的革命：起源与作用》（1912年）、萨尔茨曼的《革命的中国》（1913年）等。此间早期虽有人把孙中山视为“叛逆者”，而扬袁（世凯）抑孙，但有学者却充分肯定孙是“中国伟大民主革命的代表者”，并在颂扬他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之同时，也指出其为“民粹主义的理论家”。到了20年初期，德国学界更出现了介绍孙氏著作与学说，及广泛宣传与肯定他的趋势——这可能与孙亟思建立中德俄联盟以反对英国有关。汉学家们或认为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为建设中国策划出伟大计划的人，或指出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和中国第一位临时大总统，或称领他是“亚洲人民的伟大思想的前锋斗士”和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其功绩将永垂不朽。第二个阶段是从孙中山去世到30年代初。这是德国汉学界研究孙中山的黄金期，出了不少代表欧洲“孙学”研究水平的论著。其要者有奥斯梅尔的《东方问题与世界问题》（1925年）、魏弗格的《觉醒的中国——中国史纲及当今问题》（1926年）、阿曼的《孙中山遗教——中国革命史》（1928年）、孟先·贺尔芬的《中国》（1931年）等，还有些研究孙中山的论文。汉学家们在进一步肯定孙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同时，拓展了对其三民主义及他与苏俄关系的研究。有些学者肯定孙中山是“辛亥革命之父”与“新中国的创造者”，是中国“伟大的政治道德的权威”和“决定今天中国命运的人物”，其地位可与中国古代的孔子相比拟，并指出他确为东亚新兴革命发展史中那种活力、探索性、进取性与革命顽强性的集大成者，是世界革命的一块基石。在论及孙中山的思想时，德国学者接受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内涵的解释。他们认为：孙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某些成分，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混合物”，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能把儒家的基本原理和新时代的需求，灵活地综合起来；三民主义纲领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它自身充满着矛盾。他们在论及孙中山联俄问题时指出，孙并不赞同共产主义，起初是为了取得援助纯从外交角度来与苏俄合作的，其后来才认识到与苏俄结成盟友的3重要与必要性；他晚年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有力的代表者，也是位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革命的不断自我发展的人物。第三个阶段是纳粹统治德国期间。这十多年几乎没有真正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出版，有些含有纳粹思想的论著，皆把“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歪曲成纳粹主义者，而称其学说是“中国的纳粹主义”。1945年后，战败的德国被人为地分为西德（联邦德国）和东德（民主德国）。西德学者就孙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之价值等问题，进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他们认为孙中山是1911年反清的“中心人物”、民族革命家和社会福利改革家，他还是中国“有地位的理论家”和思想领袖。就中国之革命而言，孙的确是“国父”，而且今天还成为台湾与人民共和国之间“统一的象征”；对世界东方来说，他也是位“亚洲的职业革命家”。学者们在论及孙中山的思想时指出：他的三民主义综合了中西方思想：民族主义代表了中国古代之家族思想和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民权主义表现为“西方现代理论和经验与中国经过考验的传统相结合”，属于民主与独裁命题之外的第三种类型；民生主义也是一种西方现代成就与古代中国集体精神的结合。他们还强调孙是第三世界领袖，其主义是“综合第三世界意识形态之范例”，至今仍“充满现实意义，是启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灵感的永久源泉。”东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孙中山方面，出版了一些论著，尤其是博士论文。他们在论及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时指出：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勇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他作为一位实践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者之一。他们在论述孙中山思想时认为，孙是位有思想的经验论者，他总是根据新经验，抛弃旧经验，使自己的思想不断接近真理。孙的民族主义具有反帝、反殖性质，它“不是狭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到后来是越来越多地包含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成份”；孙的民生主义包括了土地国有化和国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