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明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清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毛佩琦怎样认识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中国为什么从先进走向落后，一直是史学界乃至国人关注的重大问题。许多人热中于抨击明朝的腐败，同时也热中于称颂清朝康雍乾盛世。如果孤立地谈论这两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找到中国走向落后的病根。而将明代中后期与清朝前期联系起来观察，人们则不难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看出问题的症结。解体中的明朝给新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强化的清朝统治却阻断了前进的步伐。《明史.神宗本纪.赞》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明朝到万历后期，各种衰败的征兆已经尽行显露。皇帝的怠荒，宦官的跋扈，党争的激烈，都使政权处于失控状态。从根本上看，这时期传统经济已发展到顶峰。新的经济因素已开始腐蚀着固有的社会纽带。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和社会生活的放纵颓废，都加速了明政权的崩溃。但是，无庸置疑的是，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经济上，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实力。中国是当时东方海上贸易的重要角色。据统计，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大约100万度卡（ducat）约合32000公斤白银运到远东，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流入了中国。日本1599年—1637年间共输出白银5800万两，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2]。联系到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明朝自正统年间承认白银流通的合法，到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白银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衡量尺度。国内市场的发展，造成白银短缺，供不应求，万历年间的采矿热正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来，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也开始了在军事上的较量。一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向中国沿海地区的扩张。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MartinAffondeMelleCoutinho）带兵到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嘉靖二年（1523年），明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在新会县西草湾截击葡军，生擒42人，斩首35级，俘被掠男妇10人，获其舟2只。余贼米儿丁等“复率三舟接战”，明军火焚先所获舟，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都司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万历三十二年（1549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天启二年（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天启四年（1624年）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台湾。1661年，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荷军投降。这期间，郑成功建成了一个海上军事政治集团。其时，中国人是无可争议的海上的霸主，“具有高效率、稳定的指挥系统，能迎战欧洲人在远东强有力的扩张行为”。[4]尽管明朝作为一个政权，本身已经开始衰败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总体实力相抗衡。[1]《明史》卷二十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二册第295页。[2]全汉升《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3]《明世宗实录卷》24，第8叶。[4]【意】白蒂（PatriziaCarioti）《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导论：远东重商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第2页。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考察了1500年以后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在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他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1800年间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长期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舆论，对于明政权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深恶痛绝,批评有加。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所有造成明政权和社会解体的因素，都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其中不乏新的积极的因素，由此显示了社会进步的希望。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作为高层次的意识形态，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主体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由于明朝政权的腐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大下降。明朝出现了像明武宗、明神宗、明熹宗这样的皇帝。这对传统政治是一种瓦解。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万历年间，皇帝长期不理政务，朝臣的大批奏章被弃之不顾。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其中针对时政，甚至指斥皇帝的大胆放言，真不像是在政治高压、统治严密环境下的产物。皇帝的不闻不问，鼓励了言官们的声势。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在知识阶层，主体意识更加高涨。各种各样的集会结社普遍出现，强烈要求参与政治、干预社会生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1]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另一方面，推动明代社会进步的又一力量是国门打开后大量异质新知的涌入，在传统的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打入了楔子。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在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地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等人带来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以外远西诸国的情况，知道了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亘古以来的中国中心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Aleni.J）的《职方外纪》，介绍了欧洲文明，使中国人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促进了中国有识之士放开眼界追求新知的态度。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先进知识阶层，敞开心胸，广泛吸纳外来文化，在传统中华文明中添加了新鲜血液。为了富国强兵，徐光启更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2]的精彩思想，使中国人在接纳新知时，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崇祯皇帝的态度。当时的明朝，就自身而言，内忧外患，已成积贫积弱之势。为挽救明朝的颓势，崇祯皇帝也在听取和采纳西洋人的意见。传教士意大利人毕方济（FranciscusSambiasi），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上书明廷出谋划策。他说：“思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1]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36，文集第14〈冒辟疆五十寿序〉，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第5册，第六叶。[2]《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下册第374页。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1]不管毕方济本人还有什么其他目的，看来他“仰佐中兴盛治”是出于诚心的。但是，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将会全面吸收当时的科学技术，将会兴办与西方同样的矿业，将会开展与西方同样的贸易。这无疑将会使中国出现一番新的景象。崇祯皇帝对这类建议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他同意徐光启的请求，让罗雅谷（Rho,J）、汤若望(Schall,J-A)等“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2]，“指挥督造战炮”。他“旌汤若望勤劳，赐金字匾额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颂天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澳之西国官绅士商，鼓乐放炮，排导欢迎”。崇祯皇帝还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并让刘若金伴住毕方济于海上，“商议澳舶事宜”。[3]如果历史假以时机，崇祯皇帝的这些做法是可能产生深刻影响的。整个明朝时期，文艺复兴浪潮全面席卷欧洲，欧洲社会普遍发生变革。1540年（明嘉靖十九年），欧洲宗教界中反对路德新教改革的势力成立了耶稣会，他们致力于复兴天主教，努力把自己的势力向海外拓展。耶稣会士把兴办学校、传授科学技术等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Ricci)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到中国澳门，1583年来到广东省香山县。他以“易佛补儒”之说打入中国上层社会，以他拥有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近。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几乎包括了可能的各个领域，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乃至于音乐、绘画、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7月，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Tyigault,Nicolaus）等人在教皇的支持下，携带7000部西文图书来到澳门，除宗教图书外，大部分都是有关科学技术的图书。其中就有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Kepler,J)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虽然这些图书未能全部译出发挥影响，但也足以显示西学东来的强劲态势。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西学可以在中国传播，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这就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当时的情况，考察中国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如果接受地不具备适当的土壤和接受条件，这种外来文化是无法立足的。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具体地说，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中国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接受新鲜事物的要求。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实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明代传统的科学技术，虽然还没有发生重大的革命，但当时几项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中国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走向成熟，向新的突破点的逼近。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伟大的农业、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全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明代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碳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在传统医学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王履《医经溯回集》指出了瘟病与伤寒的区别；吴有性《瘟疫论》对传染病作了专门研究；陈实功《外科正宗》说明当时已经能吻合切断的喉管。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在音律学上，朱载育以其新法密率实现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它影响了整个近代音乐的发展。徐霞客所著《徐霞客游记》，对熔岩地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的研究。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步。[1]黄伯禄《正教奉褒》第一七叶，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慈母堂铅印本。[2]《明史》卷三二六，〈意大里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册第8439页。[3]黄伯禄《正教奉褒》第十七-十八叶，同上。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力合作而得到的。”[1]清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李明（LeComte,L.）参观过北京观象台后，引用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的话说：“这些铜制机器已经制造七百年了，在这个硕大城楼平台上也存放了几个世纪，可其式样仍显明亮清晰，就像是刚铸造的一样。无论是存放地点的宏伟，还是机器设计制造的精美，远非欧洲人所能比……总之，中国以此显示了他们的全部科学和富庶，这足可让那些无此等设计制造能力的其他民族感到羞愧。”[2]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Josep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