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研究一次全新的探索成果

中国人性的困境1人性研究一次全新的探索成果-评＜中国人性的困境＞并代序牧沐之所以将＜中国人性的困境＞誉之为人性研究一次全新的探索成果，即在于作者首次将人性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逐次划分为自然人性、文化人性和理想人性三大内容层级，并以“整体性与隐缠序”的思维方法，对人性组合结构进行了充分的经验证明和逻辑推演；这种人性探索方法，史无前例。同时，此书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它依据人性组合原理，全面解构了我国传统人性的设计缺陷及其当代人性的失序原因；虽然，其中许多研究结论难免引发争论，但却为国人洞开了一扇认识自己的崭新窗口；人们由此可以清晰地寻找社会诚信和精神危机之渊缘，寻找重建精神家园的价值理性，重塑未来中国的理想人性。1、人性结构原理：认识自己的新突破对人类真实需求的探求，并对应设计能够实现这些心理情感的精神体系和社会制度，无疑是世界思想史的核心靶向，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根本动力。因此，是否具有正确的人性观念成为建设社会文明的思想前提。以往的研究者，一般都将人性分解为自然性和社会性或文化性两个层次；而我国知识界受制于思想一统的桎梏，人性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禁区，只有读经解经而缺乏实事求是的学术创新，并且存在许多昏迷性的顽固偏见。比如，人们上承儒家正统，大都将自然人性与动物性等同并将其作为低级不变的生物属性；其次，以单一善德划分人性的传统延展为偏面强化阶级性的机械中国人性的困境2演绎，并将集团利益和政治信仰所决定的某一特殊心理情感作为人的本质进行绝对化：民族差异、家庭出生和党派立场一度成为确定人性的经典天条，只要不与自己同种同派似乎都是妖魔鬼怪式的外夷蛮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狭隘的阶级偏见和民族歧视一直在强化蒙昧时代的攻击本能和疯狂仇恨-及至今日，仇富仇官及抵制曰货等情绪的变形夸张似乎还深刻着当年的心理变态。实际上，阶级仇恨和族群械斗的盛行只是食物短缺或权利倒置时代的畸形产物，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形式。一个以实现个体的基本权利为基础而建立的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各自所处的不同阶层是一个可供转化的动态结构，这种转化机制即可同化消解社会阶层的心理差异和情感对立。中国人性的困境就自然、文化和理想对人的行为意识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融汇贯通具有详尽的分析和论证，并分别对三种人性层级进行了明确定义；尽管，这一人性结构的系统分层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科学周密依然值得深究，但却是一种极富创见的可贵探索-读者自可从书中得到清晰深刻的逻辑思考；我们在此所要表达的是，针对人性研究的学术缺陷，特别是我国知识界既往存在的板结性思想痼疾，该书在对人性结构的精致论述中，以下三点值得知识界特别关注，它对我们纠正对普适价值的成见或许具有巅覆性的启示。第一，自然人性不仅仅是动物化的生物属性，而且是人类特有的生物属性，并且全面涌现在由“自私的基因”所主导的自然需求和基本权利之中；同时，社会进化适时升华这些人类的初始潜能和共同欲望，使其凝固为新的自然人性。所以，共同人性既是低级的也是高级的，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在同情心之上形成的公平意识就是一种人的天性；我们以往为了强化社会性或阶级性，将中国人性的困境3自然人性归之于低级本能，进而把人类的精神心理完全政治化之主张，来自利益集团激化战时仇恨、服务权力斗争的一己之私，以便达到统一意志的战时效果。显然，自然人性是一个由“文化”和“理想”不断提升的变化结构-稳定而不断升华的共同情感和权利诉求正是普适价值产生的人性基础。比如，人的攻击性直接产生了仇恨和战争，但同时又转化为武术和体育，足球由此而成为和平时代男性力量的盛宴；人的生死痛苦所内置的认知追求和安全信托，产生了探究真理和信仰宗教的权利；人的群居需求所内置的驱使他人行动的欲望，产生了要求公正分配权力的社会诉求；人的生命存续所需要的自然能量，产生了公正分配物质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而技术形态的进化又促使市场交易成为人们积累财富的主要形式，契约共守便演绎为其中的行为准则-经济全球化的存在前提正是基于自然人性的共同需求，以及由此而制定的行为规则。自然与文化是两位一体，世界要完成全球化，它的价值观念必然趋同，而不可能各自坚守一套基本方向相反的行为坐标。第二，文化人性是“人创造的人”，即人类创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过程及其反作用；而这种创造，恰恰根源于人类共同的自然需求和基本权利；用书中的语言表达，即是自然人性决定文化人性的基本走向。因此，任何制度的创立和精神的设计既以技术形态(物质文化)的进化水准相适应；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创建一种社会环境和精神机制不断释放和提升自然人性，为人们实现上述个体潜能和合理需求，完成幸福追求创造条件，衡量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标志即在于此；造反之所以有理，正在于社会制度剥夺了民众的基本权利，所以造反的终极结果是否能够建立公平正义而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成为评价任何形式的社会革命是否真正具有文明价值的根本标准。中国人性的困境4可见，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无疑也具有人类一致的共性，并不由于存在阶级对立或民族差异而只有个性。制度文化中的社会关系及其中的阶级情感只是文化人性的一部分，并非人的本质。第三，作者首次将“理想人性”作为人类自然需求的一个组合层级；其理由在于以下两点：现实存在永远存在缺陷；同时，人的世俗追求没有止境也难以完备，这既受制于人类的本能缺陷-如无法抗拒的生老病死，也受制于群居生活方式的秩序规定。因此，幸福存在的形式具有两种形态：一是先天欲望与世俗实现的统一而达到相对完美的理想境界；二是思想意识所创造的观念幸福-人们解脱痛苦的唯一方法，只能靠心灵寄托完成；从而，精神信仰成为理想人性的根本支撑，其本身来自于人类固有的需求本能。特别值得反思的是，书中将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作为精神信仰的两种类型，并深刻分析了两者的异同。虽然，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同样基于人类的本能需求-将生死纠结和行为选择的困惑不安转移到精神权威身上，由此笃信某一生存意义而坚定前行；但是，政治信仰却与族群利益和集团意识关联紧密，信托者将行为选择的责任投向社会权力的同时，必须与在该组织中能够获取相应的世俗利益相联系。所以，社会形态和集团组织的历史变迁，注定了政治信仰的时空局限。作者以大量最新的多学科研究成果和经验事例，为我们理解自然、文化和理想所组合的人性结构提供了丰富佐证，生动展现出人类心灵绚丽多彩的精神画卷，从而使认识自己这一困惑千年的斯芬克斯之迷的解码似乎离我们又近了一步。中国人性的困境52、虚假文化：当代人性的失序原因今日中国之人性，为何财富增长与心理浮躁同步，为何技术进步与信仰缺失并行？是改革开放或经济全球化必然催生了物欲泛滥，还是我们先天便缺失在允许利己心理充分释放的基础上，日积月累的利己理性和价值理性？人性失序的原因是丢失传统所致，还是传统本身所塑造的人性存在诸多缺陷，我们周身血液中依然浸润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基因？自100多年前严复、粱启超提出建设新民形象以降，无数思想先驱迫于救亡保种的痛苦而寻求＂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其中不乏尖锐的揭露和深沉的期望；但是，大都拘泥于性格表象的罗致而少见系统周密的深刻分析。所谓百年树人的理想至今尚未完成。＜中国人性的困境＞的结论是：一百多年来，依赖传统建构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进化缓慢，我们并未通过思想启蒙彻底完成现代精神价值转换；所以，未经现代转换的文化基因依然是当代人性失序的主要原因-因为，抑制和阻断自然需求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虚假文化，由虚假文化指引的行为意识必然窒息主体精神，沦为表面上有文化而实质上无理性的二律背反。因此，对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远远不够，那种请回孔子即可拯救心灵迷失的鼓噪无异于又一次颠狂可笑的张勋复辟，足见人们在愚昧顽固的思想偏见中依然在昏迷沉睡。作者以人性结构为模板，依次分析了我国传统人性观念和人性设计的系列谬误，以及据此所塑造的残缺人性，并进一步系统推导出当代人性的失序根源。运用新的人性结构理论全面论证国民性缺陷的宏论，是对当年新民创设期望的一次质的飞越。如此深刻系统的逻辑解构似乎还前无古人，可与现代思想史上中国人性的困境6任何一本阐述中国灵魂问题的著述相映成辉。错误的人性观念催生出错误的人性设计，并组合了残缺封闭的人性结构，使我国传统人性与自然农耕经济和君主专制政治三位一体而缺乏系统内部的动态张力，从而不经转化改造，根本无法自觉地进行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垮越；作者对此不吝笔墨，以人性组合原理全面探究了当代心灵迷失的起源。首先，虚假文化设计了以双重人格为表现形态的虚假人性。人性本善之所以成为主流正统，就在于儒家需要采用符合君主统治要求的“天命善德”来规范社会行为而奴役人心；其要害在于，善德的标准最终演绎为天命王道。因此，恭顺等级化的宗法权力成为行为伦理的设计起点和价值准绳。然而，这一由天命框定的本善并非人性之本-遮蔽了人们实现自然需求的基本权利；所以，据此而从源头上背离了＂自然＂是＂文化＂的基础这一人性结构的核心组合原则-跨越真而创造的善必然走向伪善，成为反人性的虚假文化。因为，人的利己本性并未由此而获得合理释放，个体需求并未成为群体需求的结构自因，服从群体秩序便锐变为对既定权力的盲目迷信和强制顺从。如是，人的物质、认知和情感等三大自然需求及其由此延展的基本权利被悉数吞没，个体的真情实感无法正面表达而被迫隐藏，必然形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格分裂，并表现为虚伪的隐恶扬善。连起码的利己诉求都不能正常实现，也就根本不可能培育与此对应的利己理性；而利己理性的缺失，必然导致道德理性和宗教理性的扭曲变形。如是，在传统人性之中，缺失自然而只有扭曲的文化；在当代人性之中，只有自然而缺失文化-因为，传统遗传的虚假文化，并不符合现代人性需求：在物欲彻底开禁之后，人们顿然失去了平衡本能的价值坐标：利己理性、道德理性和中国人性的困境7宗教理性的全面失位成为心理迷惘的系统成因。如上所述，这同样起始于传统人性的先天残缺，而决不能归咎于逐利天性的开启-没有正常开启和客观认知人类所固有的利己天性，本身就是虚假文化的始作俑者。据此，我们看到传统人性的第二个重要缺陷，即只有私房良心而缺失公共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显然，在一个不能合理利己的心理环境之中，根本无法培养正常健康的理他理性，继而也就不能培育人人共享的社会诚信和社会良知。依据道德形成机理，在五伦关系之中并不能培育人人共享的五常理性；所以，儒教所设计的＂皆可为尧舜＂的善德实现途径，结果却事与愿违-因为，五伦是一种有限的人际关系类型，同时又被＂三纲＂的权力差序进行选择强制，上限权力既是无可挑剔的道德楷模，也成为人们施行仁爱的先决条件。如是，有限关系培育的必然是有限道德，而不可能是平等而无限的诚信仁爱：人们只对与自己具有利害关系的人群敢讲真话，或施行关爱；对一切陌生人都呈现猜忌、提防的紧张心理，根本不可能以诚相待、平等互爱；结果，一个最讲究群体秩序和社会礼仪并常常以此标谤自夸的传统文化，却难见人们内心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诚信和社会责任；这也同时导致了群体能量的普遍弱化：作为单一个体似乎都很智慧优秀活象一条龙，一旦置身群体之中就由于虚伪的隐恶扬善而彼此猜疑、忌恨，结果只能生产负能量而锐变为一条虫。于是，人们一旦脱离了组织化的思想管束，昔日的同志替换为先生或小姐之后，因袭传统的当代人性便不再具有任何灵魂自省的心理自觉；只要不是卖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任何有毒食品都敢生产和销售。中国人性的困境8第三，只有政治信仰而缺失宗教信仰，成为中国传统人性的另一重要缺陷并是当下心灵迷乱的主因之一。天人合一的政治化，使行政权力和精神权力集于天子一身；皇帝成为奴役人民思想和行为的双重教主。董仲舒曾借用王的字意形象说明帝王将相的这一无所不包的天大权力：王者，三横为天地人，中间一竖连通天地人为王，上天之子必然在凡夫俗子之上。如是，天下百姓不仅要服从权力的管束，而且要听从权力的教化；天子不仅秉承上天意志能够呼风唤雨，具有驱遣他人行动的先天权力，而且还是道德圣人，专供人们学习校方。从此，原始宗教将天地宇宙人格化的神话想象成为政教合一的心理基础，天子及其位高权重的大臣们似乎先天便具有与普通百姓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