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戴季陶主义

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戴季陶主义一．国民党右派的反动1924、1，孙接受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共党人的意见，毅然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内看法并不一致，特别是随着群众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划分日益明显，右派势力公开走向反动。国民党内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一向反对国民党的改组和孙的三大政策。在改组准备阶段，邓泽如、林直勉等联名上书孙，“弹劾”共产党，反对联共政策。孙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改组后，冯自由以所谓跨党问题为借口，企图迫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实际上是组阻止国民党的革命化。孙果断地把冯开除党。改组后的半年，即6月1日，黄季陆等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制裁共产党。6月18日，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名义，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其言论行动皆不忠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上书孙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从速严重处分”。由于孙的反对，他们的反共活动还不敢明目张胆进行。孙逝世后，谢持、邹鲁、张继、林森等以国民党元老自居，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廖仲恺遇刺后，邹、林森等出走，在上海、北京等地组织了“国民党委员会”，到处散布谬论，扬言若国民党不举行清党，国民党就不存在了。他们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孙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些右派分子公开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此时，国民党中还出现一批新右派，这就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戴季陶等人。戴对工农的革命斗争产生恐惧，对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非常忌恨，极力想夺取革命领导权，炮制反动理论，形成了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都反对新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的革命纲领，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路线、政策。在当时产生了恶劣影响。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和对它的批判西派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政治派别。在西山会议上，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等决议。会后，在北京等地设立了伪党部，在上海设立了伪中央党部。1926年3月间，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所谓《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们的政治主张集中地反映在这两次会议的文件中。政治主张：（一）篡改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纲领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对于帝国主义，他们说：“凡为自身谋利益而利用中国，或貌为平等待我而实际则相反的，都是帝国主义”“不平等待我的”就是“赤色帝国主义之苏俄”。显然，“打倒帝国主义”，在西山派那里，是指打到苏联。他们认为，共产党宣传打到帝国主义是“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因此，他们并不主张打倒英日等真正的帝国主义。对于军阀，西派完全违背了国民党的反对封建势力的革命纲领。他们不认为军阀是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也并不把军阀作为革命政敌去打倒，而是为了“进行本党的建设”“尽量荡除之”他们甚至认为，宣传打倒军阀是“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之合作”（二）主张“反共清党”西派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企图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为实现这个企图，他们在国共合作形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动机以及国共两党的信仰等问题上大做文章，为“反共清党”找根据。西派认为：为避免国民党被共产党“操纵”和“赤化”，避免国民政府被共产党“篡窃”，就不能不取消共产党的党籍。西派诬陷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动机是：利用国民党发展共产党。西派宣称国共两党信仰的主义不同，不能合作。国共合作只会相互消弱革命力，破坏国民革命。(三)反对革命的三民主义孙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民主革命的政治旗帜，遭到西派的诋毁和反对。在民族主义方面，阉割了反帝原则。认为民族间的生存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民族竞争就会产生战胜民族和被征服民族，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这实际上就抹煞了侵略压迫的帝国主义者和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的区别，掩盖了侵略与被侵略、奴役与被奴役的界限。在民权主义方面，提出了“全民政治”的口号。他们认为：全民政治之建设，必须实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是全民革命，而不是阶级的革命，建设起来的国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西派用资阶的超阶级的革命论和超阶级的国家观，伪装了大资阶专政的政治学。在民生主义方面，取消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口号。他们认为，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属于一般的政治问题，只要实现其民生主义就能解决。他们提出以“移民运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其次，由政府给农民贷款，辅助农民创办合作社。在劳工问题上，提出解决工人生活首先在于“制定有益于工人之劳动法规”使工人有从事劳动的机会。他们用阶级调和的方法，等地主觉悟以免除农人之苦，资本家施恩改善工人之生活。对它的批判西派的活动和谬论，瓦解和破坏着革命统一战线和民主革命理论，因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其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瞿秋白、陈独秀、恽代英等)通过《政治周报》《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发表文章，批驳西派的反动谬论。主要内容：（一）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的污蔑恽代英用犀利的笔锋针对张继、谢持等的诬蔑，阐明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光明磊落的态度是：“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与势力于全中国民众”“促进国民革命的早期成功”。共产党指出：“事实上，自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国民党党员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大有进步”。（二）揭示了西山会议派公开走向发动的必然性毛泽东从国民党自身的发展、国内革命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变化、新旧民主革命的不同以及西山会议派的阶级属性等方面分析，指出西山会议派等右派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是必然现象。（三）批判了西山会议派的伪三民主义，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西山会议派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实则反对三民主义。恽代英指出：西山会议派鼓吹只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其实他们并不懂得三民主义是什么。他还指出，共产党是真实能为三名主义而奋斗，是真实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党。陈独秀比较全面地批判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动的三民主义观。他指出：西派已经用取消反帝代替了革命的民族主义；以全民政治代替了民权主义；以乞求恩赐的阶级调和论代替了民生主义。毛指出：它们“事实上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瞿秋白指出：它们“完全倒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土豪的怀里去，变成明显的反革命党”。对西派批判的同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团结战斗，也开展了一场声讨西派的政治斗争，并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他们做了组织上的处理。三．戴季陶主义的主要内容戴季陶（1890—1949），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生于四川。幼读经书，崇拜孔孟。1907—1909，留学日本，习法科，受资阶思想熏陶。回国后，先在上海日报社任职，1910年到《天铎报》新闻编辑员，后任总编辑，用天仇笔名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1911年，因鼓吹反满被捕入狱，出狱后逃至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同年加入同盟会。辛革爆发后又回到上海，与周少衡创办《民权报》。1911年12月下旬，第一次见孙中山，从此开始了跟随孙的政治生涯。1912年1月孙就任总统，戴随同入京，参加就职典礼。1913年11月，又随孙到日本，任孙的秘书。1914年回国在上海继续办《民权报》。谴责袁世凯破坏共和，责备同盟会某些会员和袁世凯妥协的行为。坚持资阶民主主义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开始进到一个由无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戴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和沈玄卢办《星期评论》。一方面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工运动，另一方面，在宣传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和劳动问题时也明显地反映了民族资阶的要求和旧民主主义思想。戴感觉到中国无阶与资阶的矛盾已经抬头，为了反军阀，取得资阶革命的胜利，他想依靠工人的力量，但害怕工人威胁他们，所以他力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不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按照资阶的利益与愿望发展。在国民党改组期间，他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3月，孙逝世后，他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运动继续高涨，便积极从事反共的煽惑活动。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戴提出了建立以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的国民党“最高原则“的建议。接着，他和沈定一相勾结，共产党及其工农运动进行攻击和诬蔑。五卅运动后，他从事反共的著述工作。1925年6至7月间，他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从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提出了一套反动谬论，即戴季陶主义。（一）提出唯心主义的“道统说”戴在恢复“纯正三民主义”的幌子下，抽掉了孙学说中一切革命的内容，歪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大讲道统，把孙的思想置于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中。他认为孙的思想是中国两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孙的三民主义以中庸为基础，孙的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二）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三）主张建立资阶共和国，政治上，实行“全民政治”。经济上，“建设国家资本主义”和就“奖励小工业的自由发展”，其实质就是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方案。（四）宣传团体有“排他性”，反对国共合作（五）制造团体有“排他性”和“共信不立”说。戴借助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荒谬的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任何组织和个人要生存都会有生存的欲望，进而引申出：“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作为破坏国共合作的依据。（六）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诋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戴惧怕工农阶级的革命斗争，为此，他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封建主义的“仁”的思想揉和在一起，提出了“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的谬论。他认为，国民革命，实际上是联合对抗阶级的革命.他说：“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资产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工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一方面，是要被治者阶级劳动阶级农民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戴号召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它的国民性，抛弃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为实行以仁爱为基础的国民革命，他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提出在国民革命中，“要各阶级同具国民的觉悟，国家的觉悟”。他认为，在国民革命中不应该提倡阶级斗争。四、中国共产党人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戴季陶主义出现后，在统一战线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给国共合作罩上了一层阴影。（一）针对“道统论”恽代英驳斥了戴的所谓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价值，便不能创造文化，便不能进行革命的反动观点。瞿秋白通过对三民主义的产生和其基本思想的阐述，有力地驳斥了戴的“道统论”。（二）针对在中国建立资阶共和国的主张毛从分析时代特点出发，区别了新旧资阶民革命的不同性质，认为在中国建立资阶共和国时行不通的。（三）驳斥了团体“排他性”和“共信不立”说(四)批判了戴的人性论和诋毁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