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框架建构的新台湾人

媒介框架建構的「新台灣人論述」范婷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研究生1媒介框架建構的「新台灣人」論述摘要民國87年底台北市長選舉時，李登輝總統公開提出「新台灣人」觀點，隨即引起媒體一連串的對台灣主體認同的討論。台灣主體認同長期處於分歧的狀態，本研究為探討在台灣歷史、當前台灣政治、與社會脈絡相互影響之下媒體如何建構台灣主體認同，乃藉由報紙有關「新台灣人」的論述進行框架分析。研究發現媒體的建構可分為五個主要詮釋框架，包括：「土地認同」、「族群融合」、「兩岸關係/統獨問題」、「外省人/省籍情結」、「反歷史悲情/包容」。再透過文本分析發現這五個詮釋框架主要以「土地認同」為認同建構的中心取向，對於敏感的國家認同分歧問題則未佔有顯著篇幅。中文關鍵字：新台灣人、媒介框架、認同壹、前言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之後，台灣的民主政治終於在八○、九○年代漸臻成熟。由於言論自由與民主化的趨勢，提倡「台灣本土化」、「台灣意識」的風潮逐漸在社會中蔓延。由於國家機器長期控制教育體系，深入人民的深層思想，導致人民長久以來對「大中華」的文化、歷史如數家珍，甚至感覺十分親切。而台灣歷史、台灣地理卻始終未受政府重視，因此教科書中對台灣的書寫乏善可陳，在其中台灣的歷史僅是整個中國歷史的枝微末節，台灣的地理位置更只是秋海棠葉的邊緣而已。因此造成了台灣人民對生活土地的陌生和不確定。教科書中不斷強調「大中國主義」，人們在國家教育機器成功的洗禮後，會毫不懷疑的認為應和「中國」統一，而中華民國只是「暫時」定都台北。台灣的地理和歷史就在國家機器的操弄下，失去完整的面貌，台灣人民也因此失去了歷史記憶。解嚴後（1987年）報禁開放，言論自由解禁，民間開始有異議的聲音出現。2黨外人士為喚回台灣的歷史記憶，透過媒體將許多不曾被披露的台灣歷史如：國民黨統治時期的「228事件」、白色恐怖、本土化運動等做廣泛的傳播，這些歷史上的「空白」才開始受到關注，究其目的皆為了重新建立台灣的主體認同及找尋台灣的主體位置。直至九○年代，人們漸漸習慣以台灣為思考的出發點，但如此的發展，讓原本懷抱大中國主義的人在思想上受到無比的衝擊與挑戰。於是一連串有關台灣主體性是否存在、或如何建立主體性的問題陸續出現。隨著「台灣意識」抬頭及「台灣獨立」的主張讓「台灣認同」的問題浮上台面，學術界開始針對台灣的族群問題、統獨問題、本土文化意識等議題進行研究與論述，企圖讓台灣的認同問題能夠愈辯愈明。故「台灣認同」---土地認同、文化認同、族群認同、國家認同的矛盾直至目前仍在不斷辯證的階段。這樣的論辯在近年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中愈來愈受到重視，學術界、政治界亦皆熱烈討論，台灣主體性的各種言論也在公開的場合、媒體上發表與討論。傳播媒體普及並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部份，媒介議題也常成為閱聽人討論的公眾議題。媒體製造話題的能力更是不容小覷，傳播媒體在現代社會中，政治功能與娛樂功能兼具，閱聽人使用媒介的頻率不斷增加，也使得人們對公眾事務和政治議題的認知大部分來自於媒體的報導。即使新聞報導會因為組織立場、編輯方針、記者個人意識形態等各種因素，而有不同的報導取徑，但媒體仍然建構了閱聽人腦海中的社會圖像。因此傳播媒體也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台灣的歷史記憶。在去年（87年）的三合一選舉中，省籍情結、族群認同問題依照慣例成為爭議的焦點。族群問題的提出被認為是挑起族群仇恨、騙取選票的「惡質手段」。所有候選人不約而同的在選舉中強調「族群融合」、「絕不挑起族群仇恨」等說詞。然而，倘若台灣真存在「族群仇恨」，像一顆定時炸彈潛伏在社會中不知何時會爆發，那又為何不坦然面對國家形成中已經形成的族群問題？選舉或許正是全台灣住民一同面對族群問題和國家認同問題的好時機。而就在不斷接收來自各方對台灣主體性的論述時，我開始思考並且修正自己對於「台灣」的認知與情感。在三合一選舉熱潮中，特別關注媒體對於統獨議題、族群議題的報導，試圖找出媒體建構出何種台灣主體認同取向。直到選舉投票的前四天（87年12月1日），李登輝總統在台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的「牽成之夜」造勢晚會上公開發表演說，提出「新台灣人」論，引起媒體廣泛的迴響與討論。「新台灣人」論述出現，媒體除了針對李登輝總統的演講詞進行解讀之外，各式評論和讀者投書，不論贊成或反對該論述，都佔有相當篇幅，而「族群關係」、「主體認同問題」則是討論重點。然而，媒介內容有其既定「框架」（frame），目的在於製造意義與傳遞意義，且媒介框架大多服膺於主流意識形態，媒體（組織或記者）透過選擇與重組的過程建構出事件的意義（鍾蔚文，1998）；因此媒體在建構台灣主體認同時所3採取的報導框架也當然和各種因素相互糾結。不同的媒體之間進行框架競爭，何種框架所發出的聲音較大則愈能建構閱聽人對「新台灣人」的認知。因此本文首先將探討台灣意識興起的歷史背景，進而將目前有關於台灣主體認同的相關論述加以整理，並釐清目前台灣主體認同的問題；接著以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三大報有關「新台灣人」的報導、評論、及讀者投書進行「框架分析」，以歸納出三大報所建構的台灣主體認同取向，且對媒介框架進行文本分析。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報紙處理「新台灣人」論述時，採取何種新聞框架，又建構出何種台灣主體認同取向，並輔以文獻資料，分析此認同取向的新聞框架意義。並藉由媒介框架分析回答以下問題：1.三大報再現「新台灣人」論述時使用哪些新聞議題框架？2.在框架競爭後建構出何種台灣主體認同取向？3.媒介所欲建構的台灣主體認同取向與當前台灣的社會情境有何關聯？貳、台灣的歷史記憶、社會變遷與認同在談論台灣的主體認同之前，必須先了解台灣的歷史，從歷史中可發現台灣民族主義的生成，及歷史記憶影響台灣政治的情況。本文將論及的歷史階段為「日本帝國殖民時代」（1895～1945）、及國民黨政府於日本二次大戰戰敗後從威權統治到漸臻成熟的九○年代民主政治（1945～），前後將近一世紀的時間。並藉由整理的過程，歸納出台灣民族意識興起的因素及歷史情境，討論台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矛盾，以及在台灣即將邁入21世紀時所面臨的國家認同問題。台灣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社會/國家，也有人認為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林修澈，1994；朱雲珍，1997），故當我們討論台灣的主體性問題時，首先遭遇到的即是不同時期、從不同地方移民到台灣的各族群的「族群問題」，以及由族群問題所產生的「民族主義」；緊接著，跳脫族群問題的桎梏後，必須面對的即是台灣國家認同的分歧。有人從民族主義觀點出發談國家認同，也有學者從自由主義的觀點解析，皆是企圖將有關台灣的國家認同的矛盾與複雜關係有所釐清。一、台灣主體性認同分歧的背景與成因台灣主體認同的分歧可追溯到台灣的「被殖民」經驗。1895年台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1945年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又對台灣人民實行「內部殖民統治」。41895年滿清政府將台灣割讓予日本，引發台灣人民的恐慌與不滿，陸陸續續發生多起武力抗爭事件。1914年的「西來庵事件」是台灣人以武力對抗日本統治的最後一役，林獻堂等抗日人士，開始轉向以教育的方式深入民間，啟發台灣人民的文化意識，並以溫和的手段爭取政治上的自主。日本的殖民主要採取語言控制與同化政策，以斷絕台灣文化的延續，此舉引發台灣知識份子的強烈反彈。加上經濟的剝削和社會階級的明顯區隔，造成台灣人民心生怨恨。故日據時代被視為「台灣意識」興起的起源（施正鋒，1998）。但日本殖民時期在台所從事的各項交通、農業、經濟改革，也使得台灣人民生活水平明顯勝於當時飽受戰火摧殘的「祖國」。日據時代，「台灣意識」最終的宗旨，仍是以「中華民族」的民族、血緣關係為依據。人們對「祖國」仍是心生嚮往，企盼能夠擺脫異國殖民，回歸祖國的懷抱（黃昭堂，1994）。因此，當時的台灣意識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台灣民族主義」則尚未誕生。二次大戰尾聲，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盟軍投降，台灣正式回歸中國版圖。然而，經過半個世紀的隔絕，即使台灣人民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祖國政府軍的到來。但由於國民黨政府因處於長期戰爭，對接收台灣並未慎重規劃，也因為當時中國正遭逢國共戰爭的內亂，根本無心從事台灣的各項建設。當時的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掌控行政、司法、立法權，且握有兵權，對台灣人民而言，彷彿「日本總督」再現，而剝削台灣人民的手段比之日本總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朱全斌，1998；朱雲珍，1997）。這使得原本引領期盼回歸祖國的台灣人民，開始懷念起日本統治時期經濟、社會的安定，反而對國民政府感到失望又恐懼。至此，沈寂已久的「台灣意識」又再度被激發，但原本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則開始慢慢變質，「台灣民族主義」萌芽。激發「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起源於「228事件」以及之後的「白色恐怖」。「228事件」發生於1947年2月28日，起因是2月27日傍晚，台灣省「專賣局」查緝員在台北市打傷一名本省籍的女煙販林江邁，引起群眾憤怒，包圍警察局與憲兵隊，而查緝員逃逸時，不慎打死一名旁觀的民眾陳文溪；終於使原本單純的緝煙事件一發不可收拾，點燃全台怒火蔓延至各地，成為全省性的暴動事件。當時國民黨政府將暴動原因判定是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共同策劃的組織性謀反，於是在3月8日派出大軍展開連續三天的報復性鎮壓。此次鎮壓擴及的人數眾多，不論是否涉及暴動事件，許多本土的菁英份子、仕紳皆慘遭殺害或監禁，造成台灣政治社會出現空前的倒退，本土的地方政治菁英出現嚴重斷層。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更讓大部分致力於台灣獨立運動的台籍人士，和「充滿匪共思想」的外省籍人士遭到逮捕，有的被判處死刑、長期監禁，也有的人就莫名的消失不見，全台灣陷入一片風聲鶴唳，充滿恐怖的氣氛（朱全斌，1998；朱雲珍，1997）。國民政府自1949年全面撤退來台，實施戒嚴令，並將「228事件」視為禁5忌話題，不斷透過教育、媒體、法律約束等機制，掌控人民的意識，灌輸「反共」和「大中國主義」的思想。直至1987年解除戒嚴，1992年政府才在輿論的壓力之下正式為「228事件」向國人表示遺憾。但「228事件」發生的當下已經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仇恨怨懟，而國民黨政府對台籍人士的不信任，故大量起用外省籍人士擔任要職，本省籍人士被迫退出政壇，也形成政府結構的「階級」現象。加上國民黨政府歧視本省人、全面禁說台語等政策皆讓「台灣意識」徹底發酵，也埋下了「省籍情結」的禍因。歷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意識」萌芽，至「228事件」嚴重的族群衝突，導致族群認同分歧。此後，許多有關「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出現，或是國家認同的爭辯，大部分是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而產生。對文化研究的學者而言，一個族群擁有共同的歷史、經驗或記憶可說是決定族群認同的關鍵因素之一，亦即，沒有記憶就沒有認同（施政鋒，1998：74-75）。倘若「228事件」是台灣人民的歷史集體記憶，則錯置的時間與空間是否仍能讓今天的「台灣人」對此「集體記憶」有所回應，而不同的回應和對於歷史記憶的拼貼也產生不同的意義。由於國家機器的權力介入教育與媒體，使得人民對「228事件」的歷史記憶十分薄弱，也使得「228事件」成為「某些人」的集體記憶（Zelizer，1995）。如此，其對台灣主體認同的影響力隨時空變換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本省人與外省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共同記憶的差別，前者有被祖國遺棄的慘痛命運，又有歷經「228事件」的極權壓迫；後者則有對日抗戰、國共戰爭的經驗，也有被迫離鄉背井的不得已（施正鋒，1998：188）。在兩個不同的歷史記憶之下，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差異自然生成。「228事件」所帶來的「台灣民族主義」置放在解嚴後的台灣政治環境，與「中國民族主義」進行角力，爭奪主要的發聲位置。也因此，產生許多的模糊認同，省籍情結非但未隨時間化解，反而成為日後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中的重要激素。二、台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矛盾台灣在政治自由民主化之後，社會中原本就存在的族群矛盾每每在政治競爭中被動員起來。然而，我們可以看見政治人物一方面不斷強調「多元化發展」和「族群融合」，但卻也看見族群之間的對立、族群意識不斷增強和衝突趨向白熱化（朱雲珍，1997：55）。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