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流动视野下的村庄治理秩序

彩礼流动视野下的村庄治理秩序彩礼是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婚嫁习俗，全国各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婚礼习俗。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基于地方治理视角，运用案例比较方法，本研究遵从“观念—主体—结果”的分析路径，研究彩礼流动视野下村庄治理秩序的形成逻辑和演化规律，以丰富政治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版图和地方话语。通过两个典型案例比较进一步探寻发现，Y村内生性规范较强，彩礼的双向流动促进了社会关系的联结，村庄秩序稳定；W村内生性规范较弱，彩礼的单向流动冲击和破坏了乡风文明，文化秩序异变导致农村家庭经济紊乱，延致村庄治理失序。最后，借助“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秩序—价值观念”的关联机制性回塑，窥探影响村庄治理秩序形构的内在要因，并提出创新基层政府治理方式的对策建议。婚俗礼仪传承千年，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彩礼习俗日渐变味，有些家庭因天价彩礼而债台高筑，让人不堪重负，而以宗族为社会保护机制的村庄延续着低额彩礼这一习俗。本文从两个典型村庄彩礼流动的差异为实践经验基础，通过比较分析，探讨彩礼流动为何呈现两种样态，并对其进行机制性回溯，管窥村庄治理秩序的产生机理和运行逻辑，以期为村庄秩序异化提供治理创新路径。问题提出、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彩礼是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婚嫁习俗，全国各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婚礼习俗。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婚嫁中出现的陋习屡见不鲜，如xxxx村彩礼普遍达到百万元以上，以至于该村近十年以来，72.2%的女性选择就近嫁到本村，20%左右的女性嫁到距离不远的附近村庄，导致通婚圈现象比比皆是。xxx县x乡x村x女订婚仪式上，摆放彩礼的桌子堆着巨额现金，x银行甚至推出最高贷款金额达到30万元的“彩礼贷”产品，开辟“天价彩礼”的另类金融服务。高额彩礼成为农村家庭面子的象征，将真挚美好的情感表达异化为粗鄙的物质交换，使亲情、爱情的互动让位于男女双方家庭在物质金钱上的讨价还价，助长炫富、攀比之风。对不良婚俗问题，中央从未停止治理的脚步，x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针对天价彩礼明确提出治理要求；x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x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治理天价彩礼问题；x年4月和9月先后公布2批共32家婚俗改革实验区，都释放出移风易俗治理“天价彩礼”的明确信号。基于频发的彩礼争端，彩礼问题已然成为一个社会难题，在x种程度上成了文化糟粕，从村庄治理视角看，彩礼问题对村庄秩序的影响显而易见。目前，关于村庄治理的研究，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以下层面。其一，村庄治理的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村庄结构既是指社会结构，也是指经济利益结构，乡村治理中常面临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无方、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会导致人们身份归属不同，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为了更好地激发村民的自治活力，运用横向自治、纵向串联耦合协调的层级化治理，可有效地规避村庄治理悬浮和村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其二，村庄治理的主体性或治理模式问题。嵌入主体性视角和治理模式多元化，是村庄治理场域的核心问题。村庄主体性的需求程度与具体事务的紧迫程度密切相关，重塑政府主体性，使驻村干部与村干部建构起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改变以往单一主体治理村庄的理念，嵌入女性主体、农民主体性，转为普通农民、农村社会组织和市场等多元合作的乡村治理格局。在村级治理中吸纳多元主体，其有效的交融互动促进治理模式多样化，如乡村治理共同体、村社共同体等。在乡村精英的积极带动下，“乡村精英—农民”的角色转型模型有效提升了农民的主体性。从彩礼视角研究村庄秩序的成果鲜见。如钟庆军研究了村内通婚现象，得出一个村庄倘若长期进行通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郝海波分析了农村高额彩礼的运行机理，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去探寻突破的路径和治理机制，这成为乡村社会秩序重塑的注脚。作为多民族国家背景下的一种文化习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村庄的彩礼形式各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基础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具有决定性意义，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庄。而具体到每个农村家庭，不同的彩礼流动向度与规模则决定着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未来发展空间，这也成为本研究的切入点。于此，本研究设计如下：基于田野调查，采用双案例比较方法，从地方治理视角，建构“观念—主体—结果”的分析进路，研究彩礼流动视野下村庄治理秩序的形成逻辑和演化规律，以丰富政治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版图和地方话语。本研究所选x市Y村和x县W村，两个案例样本都属于典型的地处偏僻、深度贫困的脱贫村，在对待男女谈婚论嫁中的彩礼数额所持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之所以选择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将碎片化的理论思考嵌入特定的村庄环境中，深入剖析两个异质性村庄彩礼的不同流动的规模和向度；另一方面，结合有关彩礼金额与理性程度的案例研究进行比较，以此分析引起彩礼流动单向流动与双向流动背后的微观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如何形塑村庄治理秩序，进而探寻其持续形成的根源及症结。基于此，拙作尝试借助案例比较，分析不同村庄彩礼的流动逻辑，并从机制性回溯的视角探寻彩礼流动如何形塑村庄秩序，并借此探讨彩礼泛滥的治理对策。彩礼流动的逻辑：基于两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精打细算的彩礼交易：W村案例呈现W村位于xxx县东面，距乡镇政府驻地8.8公里，面积5.1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绕，中间地势平坦。在民国时期，由于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和频繁的战乱等历史原因，W村聚集四面八方的移民，从而形成杂居型村庄。全村共10个村民组489户1511人，姓氏庞杂繁多，居住着陈、周、张、耿、彭和龙等二十几个姓氏，少数民族284人（含穿青人）占总人口的18.8%，是以小亲族为基础的村落。在理性“经济人”思维的支配下，W村村民盛行较为普遍的攀比之风，一旦有女儿外嫁，女方父母一般都会索要高价的婚嫁彩礼。村民对彩礼的疯狂追逐模式与当地基层政府的行政规劝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张力，W村这样的彩礼要价只是我国广大农村婚嫁现状的一个缩影，从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观念撕裂：以钱为度在现代城市生活观念的强大影响下，W村出现光怪陆离的欲望化象征：女孩以嫁到城里、嫁个有钱人为婚姻目标；如果嫁给农村人，则要在城里买房，最贴切的俚语就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依循理性逻辑，女方家庭在女儿出嫁前会综合衡量男孩家庭的经济状况，以抚养女儿成人为由进行一番精打细算，还进行长远考量，即防止女儿嫁出去后不顾娘家，为减轻儿子赡养的负担，索要彩礼作为抚养女儿的“经济补偿”，美其名曰养老费或“奶水钱”，女方家庭要价能力是彩礼高低的直接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女儿的家庭，彩礼会要得更多，甚至提出入赘的要求。一般来讲，彩礼尾数一定是具有寓意的吉利数，如27万7、18万8等。在村民攀比心理驱动下，彩礼高低成为女方父母炫耀的资本，导致高额彩礼节节攀升，形塑了“上层示范、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婚恋竞争格局。彩礼成为婚姻成功的“通关密码”，其流动呈现单向性，收益主体是女方家庭。2.“孤军奋战”：单一主体独舞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小亲族之间演绎为竞争性关系，婚嫁彩礼金额、红白喜事大办等成为村民面子博弈的载体，漫天要价的示范行为受到村民的推崇和重复性模仿，W村形成了“婚备竞赛”模式，彩礼金额只有达到或高于村里默认的最低标准，才不觉得自己比同村人“低人一等”。在松散、分裂的W村中，基层政府是乡村治理的绝对主体，虽然他们积极宣传文明婚嫁，倡导婚事新办、喜事简办，彩礼数额应该合乎情理，但这一观念阻碍了村民谋取钱财的渠道，导致后者产生强烈的抗拒和抵触心理，参与文明婚嫁的积极很低。同时，W村在“天高皇帝远”的环境中，治理文件沦为口号或是一纸空文，基层政府落实政策收效甚微。正所谓，“独木不成林，一花难成春”。本村治理主体呈现出碎片化和零散化，村庄公共事务难以协调，村庄公共文化建设成悬浮状态。3.孽果纠缠：高价彩礼导致大龄剩男激增村民为争面子，对彩礼设置一定门槛，彼此间的彩礼攀比，导致村内通婚现象寥寥无几。村中年轻男孩只好跨区域寻找配偶，这通常是以高昂彩礼为代价，而巨额的结婚成本致使当地不少情侣因彩礼协商不成，最终以分手收场。经济收入一般的、赡养负担较重或因重大变故导致返贫的家庭，一是没有女孩愿意“跳入火坑”，二是给不出“体面的彩礼”，因此出现了一定比例的适龄剩男（俗称“光棍”），且有剩男老龄化（农村俗称“老光棍”）的演变趋势。随着本村“剩男”人数上涨，出现“竞争挤压”。这种娶不起媳妇的窘境延续二十多年，“天价彩礼”的滥觞成为村里面临的主要矛盾，价值撕裂，人心不古，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村庄伦理问题，如婚内出轨、强暴留守妇女或拐卖妇女等。小偷小摸也成为村庄不和谐因素，一些稍富有的家庭不得不花钱在房屋四周安装摄像头，村庄信任瓦解。凡此种种，与此相关的各种次生问题导致W村治理秩序紊乱。在最近推行的精准扶贫活动中，与经济脱贫的难度相比，“婚姻脱贫”则成为驻村“尖刀班”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心翼翼的人情交换：Y村全景素描Y村位于x市西南部远郊地区，距县城30公里、镇政府7.5公里。全村总人口515户2190人，居住有汉、彝、苗、仡佬、侗族等民族，少数民族27户共215人，占比10.38%。x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49户674人。x年，全面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642元。作为典型的宗族型传统村落，具有浓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其中王、刘、史、吴四个宗族人数大约占七成，除此之外，赵、高、史和蔡等姓氏村民人数相对较少。若姓氏相同，无论亲疏，彼此以亲缘中的辈属相互称呼，而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每户孩子至少有两个，大多数有三四个，甚至有七个及以上的。在这里，人情礼仪、关系网络和族约村规等非正式治理资源在村庄秩序建构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Y村为多元主体如何通过合作治理构建和谐稳定的村庄治理秩序提供了镜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价值共鸣：以情为尺村内村民浸润于宗族文化的家规族训洗礼之中，形成“上等人家‘赔钱嫁女’，中等人家‘将钱嫁女’，下等人家才‘赚钱嫁女’”的婚姻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若有人试图打破既定婚嫁秩序，便成为村庄的另类。值得注意的是，当地人崇尚两情相悦，女方父母更加注重男女间感情，在意男孩的人品和能力，对家庭经济因素的考量较少。进行彩礼要价时，男方父母通常会以谨小慎微的态度征询女方父母意见，对子女婚姻缔结之事有何看法，并试探性询问彩礼数量；生活在人情网下的女方父母会顾及自己在村里的颜面，对金额不做硬性规定，以男方家经济能力给就行，将彩礼仅视为一种形式礼仪或风俗记忆，同时掏出自己额外的积蓄尽可能为女儿购置体面的嫁妆。新婚小夫妻安顿妥当后，女方父母原封不动地归还彩礼，作为他们新建家庭的“启动基金”，实现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由此，Y村彩礼以中转站式流动的形式扶持了一个新婚家庭的建立。2.“众人拾柴”：多元主体共舞婚嫁成为Y村的共鸣器，存在着基层政府、村庄力量、志愿者与家庭多方互动和相互渗透因子，彩礼的中转站式流动秩序由此在村庄形成。基层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进行积极的政治动员，提供建设性倡议和规范性原则，发挥农村文化广场的舞台作用，定期组织文艺活动，成了传播合乎情理彩礼的重要途径；村“两委”广泛征集村民的意见，修订村规民约，对红白事的规模、菜品礼金、办理天数、用车数量等做出明确规定，鼓励村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树立文明新风尚；村组干部和党员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组建红白理事会、设立道德评议会等方式倡导文明新婚俗，主动遵守村民规约，带头推动低额彩礼的婚俗；乡贤则组织美术专业的学生或志愿者，在休息日用油画将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孝善养老等传统美德在村中闲置的围墙上生动地展示出来。此外，宗族亲缘关系的本质属性根深蒂固，人情治理方式在乡土情结浓郁的农村占据着重要地位，宗教仪式和族群规范等非正式规范约束着族人，村民受风俗习惯的浸润，自愿遵循沿袭至今的婚俗礼仪。3.同行向好：低额彩礼助推和谐村庄秩序揆诸现实，远嫁存在着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差异、远嫁成本和离婚率高等问题，为规避风险，当地盛行通婚圈，择偶对象多为本村或邻村的异姓人，增进新婚夫妻两个原生家庭的社会网络维系。低额彩礼具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