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

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涌现了一系列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分别从区域关联、县域经济治理机制、县域经济发展实践路径和县域主体培育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多年颁布中央一号文件，为新时代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全面指导。2021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整体性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和人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继而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关键议题。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再次充分肯定了县城在全国城镇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思路。由于农业和农村在县域经济社会结构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因此县域经济在带动农业农村长期发展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县域”概念，提出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强化科技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对接，建设从科技强、产业强到经济强的社会发展新道路，促进实现县域创新驱动发展。2000年以来，县域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平均占比为70.53%，县域内年末总人口平均占比超过70%，其中农村人口平均占比75.31%，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元，在经济增长和带动农业农村发展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新时代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守好“三农”基础和底线、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对于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一、相关研究文献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涌现了一系列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分别从区域关联、县域经济治理机制、县域经济发展实践路径和县域主体培育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一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关联。城乡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和县域经济间的竞争合作是从空间维度理解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视角。县城是沟通城乡的重要纽带，宏观层面的“城乡二元”关系同样能够解释县域经济中城镇与乡村的基本关联，而在城乡互动的诸多内涵中，要素流动是县域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要素的转移呈现出“乡—城”单向流动的主要趋势，形成了“乡村—县城—城市”的动态演化过程。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提出，其根本目标在于扭转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趋势，遏制要素过度流失导致的乡村衰败。从县域经济的内部结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包干”的财政体制下，县域之间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区域竞争，尽管县级竞争制度在客观上推动了经济增长，但长期围绕制造业投资的地区竞争也导致了县级市场壁垒、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等问题。而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县域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比较优势逐渐凸显，生产的中间产品属性和较小的市场潜力也将对县域间的合作关系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新时代的县域关联更多地表现为县级合作，通过产业前向后向关联、区域市场一体化，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振兴。二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治理机制。中国县域经济在长期的脱贫攻坚和乡村建设中形成了诸多有效的治理机制，在激活闲置要素、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具备明显优势。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诸多因素影响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而缺少基础性资金来源是导致农村人口陷入贫困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综合使用“三块地”改革、农地抵押贷款等方式拓展了以土地为主要来源的融资渠道。并通过农信社改革和数字金融发展直接改善县域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提高农村人口的资本存量。基层治理机制方面，具有高度规则化、非人格化的科层制组织是一般治理的主要形式，虽然科层制在基层组织和协作中具有相对较高的运行效率，但对于大规模的社会项目而言，科层制组织可能会降低治理成效。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中国逐渐形成了“统合治理”的基层治理体系，通过以党组织为核心，与功能性部门相结合的多边结构，推动县域经济治理中的资源动员和效能提升。三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多元路径。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类型中，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经济生态化构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重要路径。第一，由于县域经济的农村性，农业在多数县域中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通过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能够实现产业融合、福利改善和农村高质量发展。第二，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工业化同样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主要内容。而县域经济中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基于资源禀赋的特色工业建设，通过工业发展驱动经济结构转变，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城镇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实现县域内部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地区总体发展水平提升的必要前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主要表现为二元结构的瓦解、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过程又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基础性条件，实现了县域经济向农村的溢出。第四，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在县域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四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培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激发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成为保障县域经济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培育县域经济发展中个体的内生动力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证。现有文献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主体培育的主要方式：一是通过增强龙头企业的自生能力，引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从可行能力的角度提高农村主体的积极性。三是通过个体间的同行效应，充分发挥发挥县级政府官员和返乡创业人员的网络效应带动总体经济的增长。在现有的研究中，县域经济的增长动力是主要的研究议题，县级政府间的关联和长期形成的治理机制构成了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发展的多元路径和发展主体的培育成为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仅有少量文献关注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的关系，要素流动、城乡互动和空间溢出构成了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主要研究视角。但是，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关系究竟在长期中如何演化，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关联等问题没有受到系统性关注。本文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演化，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发总结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系，最后提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带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二、从抑制到振兴：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历史考察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在中国长期历史变迁中具有重要地位。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县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最基础的层次和最基本的单元，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资源承载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西汉初年著名政治思想家贾谊在谈论郡县制的优越之处时曾指出：“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从制则天下安矣”（语见《汉纪•孝文帝纪》）。这一论断被后世进一步总结为“郡县治，天下安”的历史经验。（一）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县域与农村经济发展抑制时期从行政区划层级的角度出发，改革开放以前的县乡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58年，我国处于县乡关系的初构时期，县乡社会的政权体制得到初步建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省、县、乡”三级行政区划，县级政府对乡级政府具有领导权限和实际控制，县域经济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个阶段是1958-1978年，我国处于县乡关系的重构时期，县乡关系主要体现为县与人民公社之间的关系，我国县乡结构由过去简单的行政关系转变为政治、行政、经济、社会关系复杂的综合性关联，县域与农村的互动从简单的领导关系走向多面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策略，城市成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域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化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地区建立了高度集中的集体产权制度，采取“一大二公三拉平”的经营方式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流动体制，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在为城市工业发展汲取必要资源的同时对农业生产者的福利水平造成了一定损害。由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没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受到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不断深化，资金缺乏、城乡差距扩大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制约因素。在该阶段，县域经济在总体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较低。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是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积累，县域内部的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既缺乏充裕的要素投入，又缺少政策支持。尽管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在该阶段得到了明显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县域经济与农村的互动仍然处于低水平均衡。（二）1979-1993年：改革开放后县域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后到中共十八大以前，中国的县域和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各项制度改革充分释放了县域经济中的要素活力，并由此带动了农村的发展。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非均衡问题逐渐凸显，消除不平等成为县域经济与农村发展互动的主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1983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联产承包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并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导致了新的制度均衡，使得农业成为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成为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新矛盾，加之市场化取向为民营经济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制度基础，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县级政府和乡镇企业成为推进工业化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该模式是一种政商合一的集体经济模式，即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城乡经济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各项改革使得县域和农村经济迎来了大发展时期，此时县域经济与农村的关系表现为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县域经济在吸纳就业、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三）1994-2012年：市场经济体制下县域与农村经济非均衡发展时期1994年，国家启动了国企、金融、外贸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贡献也出现了下降趋势，县域经济内部和外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非均衡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分税制改革使得财政收入向中央政府集中，县域经济的财政收入水平有所下降，税收收入和转移支付规模缩小。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向县级以上地区集中，国有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的覆盖范围逐步紧缩，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开始面临较为严重的金融约束。随着农村生产要素大规模外流并在城市集聚，城市的分工效率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展，再次削弱了农村产业的相对竞争优势，进一步强化了乡村生产要素往城市流动的趋势。这一阶段的县域经济和农村发展总体表现出非均衡的发展态势。从县域经济的地区差异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对东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随着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东部地区县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百强县”中的占比连续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速度则相对放缓。从县域经济内部结构来看，城乡差异越发明显，县乡财政紧张、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