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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诚信体系建设的制度性研究金红静摘要:本文在对诚信体系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信用体系的框架,并指出现有模式的问题所在。结合实证案例,从制度建设角度分析了信用体系的建设路径和模式,并对现有制度性设计进行了创新和改进。Abstract:Basedontherelatedliteratureofcreditsystem.thearticlereviewedonthebasisofcreditsysteminourcountry,summarizestheframework,andpointsoutthattheexistingmodelproblem.Combinedwiththecase,weanalizethemethodandmodeofcreditsystemconstruction,andtrytodesignanewsystemtomakesomeinnovationandimprovement.关键词:诚信制度路径模式Keywords:creditsystempathmode一、诚信体系研究综述国内关于诚信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3年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诚信体系之后,以研究政府诚信的主导作用为主导,并行关于道德理论的研究。李昌森(2002)研究了成本论在诚信体系建设中发挥的惩戒作用,说明了企业失信的机会成本和道德约束关系。叶春涛(2009)从制度创新角度下纵观我国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认为产权制度创新是企业诚信建设的制度基础。此外,许多学者从分析美国诚信体系入手,提出有利于我国诚信体系建设的参考性意见和建议。如中国信息协会的邹向群、曹文炼和陈新年通过对美国信用体系的考察,总结出美国信用体系发展的主要经验,提出了建立我国信用体系的对策。李长友(2007)通过参加美国信用体系短期培训及赴美实地考察,结合公证工作的特点,提出了通过加强公证制度建设来促进我国信用体系建立的建议。余国林(2004)对中西方诚信文化、立法、失信成本、诚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并对我国诚信管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加快我国社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关鑑航(2007)在运用相关经济学原理深入研究美国信用体系的发展历程及框架特点之后,指出其中内在的局限性,分析其缺陷根源,并对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现状进行了分析,旨在从美国信用体系中吸收优点,避免缺陷,来促进我国的信用体系的建设。林鸿熙,郑露曦,张向前(2009)在上述对美国诚信体系建设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结合“诚”与“信”的内涵,提出了将诚信体系道德化延伸至契约化的建议。二、我国诚信体系建设制度框架1、框架我国诚信体系框架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是中央层面。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为开端。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布《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提出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的发展意见。总理温家宝2011年10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第二个层次是各部委以条状分割的形式出台系统内的诚信政策。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国家质监局发布《关于加强企业质量信用监管工作的意见》,商务部制定《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药监局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发布企业信用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快推进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发布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商务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意见》等。第三个层次是各个省市的地区性诚信体系。这个层次是整个诚信体系的基础,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步部分“承上”,地方各职能部门会根据部委要求,出台相应的诚信体系建设意见和规章,各省市基本都有,且有中央部委的意见做参照,基本较为统一和全面;第二部分“启下”,涉及实操,地方政府的通行做法是成立类似信用体系办公室的协调机构,由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各职能部门建设信用平台。2、困境事实证明,承上容易启下难,在我们从上而下的诚信体系框架下,仍然出现了毒馒头、地沟油、河流污染等令人遗憾的反例。造成这样原因在于整个诚信体系由政府设计,而政府诚信本身受到社会质疑。诚信体系中的数据库资料由工商、质检、环保等职能部门掌握,而目前各部门信用信息系统条条块块分割,不能信息共享。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行业法规和管理制度,出于行业管理和业务保密的考虑,行业系统接口的千差万别,限制了信息共享。但在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调研中,其无一例外表达了共享其他部门信用信息的愿望。因此,对政府主导下的诚信体系制度设计,一方面要积极打破部门“垄断”,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要建立合作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使得区域诚信体系的建立对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都有好处,而不是排他性的。三、制度设计1、建设诚信体系的路径与模式诚信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四个组成部分;二是贯穿诚信体系建设的整体制度性安排;三是搭建诚信信息平台的技术支持。“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为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活动,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的基础,其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经济增长健康运行和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提高。“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为“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提供了制度和法律条件,使其他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确保诚信体系建设的公平、公正、公开。其中政务诚信是关键。诚信体系建设路径应遵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整体思路,合理的设计各项保障制度。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政策推动”与“市场培育”相结合,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在顶层设计的同时,充分调动市场的力量,引导专业化的公司共建诚信体系。诚信体系运行模式是建立在以“诚信政策体系”为框架,“诚信服务体系”为动力,“诚信机制设计”为保障基础上,共同推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四者互动,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有机统一模式。“诚信政策体系”为诚信体系的运行框架。地方政府各委办局通过协调合作,按照顶层设计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制定出台各项政策措施,引导了诚信体系运行的方向,规定了运行的主要领域和范围,减少了风险的发生。“诚信服务体系”为诚信体系的运行动力。指社会信用中介机构,包括信用调查公司、信用征集公司、信用评价公司、信用担保公司、信用咨询公司等等,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发挥这些中介机构在信用体系中的作用,为诚信体系的运行提供了动力。“诚信机制设计”为诚信体系的运行保障。主要包括组织实施机制、技术支撑机制和奖惩机制。通过顶层设计,搭建有效的组织领导体系,确保工作顺利运行;搭建信用信息平台,支撑信用信息的归集、存储、交换、共享、查询等各类需要;奖惩机制对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激励和约束的作用。2、部门网络化制度设计部门网络化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打破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瓶颈,以天津经济开发区的探索为例:原来开发区各部门信息相对独立,其环保、工商、质检等部门对企业的管理、处罚和奖励各自为政。后环保局推行了环境诚信评价试运行体系,首批选定48家企业均为根据国家和天津市确定的国控、市控重点企业,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由环保部门根据一定的指标和程序,对各个企业进行综合评价定级。评价结果分为五级,分别是:很好、好、一般、差和很差,为了方便公众了解和辨识,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和黑色分别进行标示,评价结果于每年6月份向社会公众发布。该体系与人民银行塘沽支行数据库实现共享,对于环评不合格的企业,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贷款信用等级,对企业行为起到了硬约束。随后,开发区管委会配合市工商局建设了“天津工商信息应用中心”,安监局建立了开发区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评估标准和安全分级监管制度,税务部门开展了纳税信用分级管理,整个系统实现共享。利用该体系,泰达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在管委会投入4000万元,按1:5实现信用比例,撬动银行等金融机构2亿元贷款资金,扩大对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整个体系的制度效果如下图的第一部分:原本各部门虽然都掌握企业情况(圆面积相等代表掌握企业数量的等同),但圆形的分裂导致某企业在环保部门评级较低的情况下,可能在人行和担保公司的系统内评级较高而得到企业贷款。各部门对较差企业的全面约束只仅限于各圆形的交集阴影部分,大大降低了部门信用信息的利用率。制度创新后的情况使得企业受到环评、质检、税务等多部门的信用约束,约束企业达到最大化(多圆合一,阴影部分最大)。环保部门工商、税务等银行、担保部门银行、担保部门各部门平台共享信用公司个人企业外包信用平台业务购买信用平台服务信息采集信息采集图示:诚信体系建设制度设计流程图3、市场化制度设计市场化机构介入诚信体系建设大多从与政府合作,制定相关诚信体系政策为切入点,以联合信用公司为例,该公司参与了天津市信用体系建设政策文件的撰写,起草并推动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天津市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办法》和《天津市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办法》等文件,为上海市闵行区、杨浦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建设方案;参与了北京市政府和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组织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信用制度试点工作,并作为主要评级机构,每年开展园区内企业征信、评级业务。此外,联合信用还参与了山西太原钢铁产业园区、新疆石河子纺织工业园区等地的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方案建议,为产业园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支持。参与制度顶层设计之后,联合信用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征信产品,包括招投标企业信誉评价、企业征信调查、行业调查、企业财务调查、个人消费信贷征信等,研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平台”,用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中,受到了各省、市中小企业局、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支持,并进一步在长沙、青岛、北京等地开展应用。该平台将中小企业信息征信、风险揭示、各方信息交流、融资业务办理和中小企业动态跟踪等环节有机结合在一起,供企业、金融机构、信用服务机构、融资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各参与方使用。发挥中介机构功能,采集企业的真实信息,筛选企业的有效需求,使各使用方可通过该平台开展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相关的业务。专业化的服务使得联合信用能够和政府部门开展紧密合作,并通过专业化整合,打破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瓶颈,成功案例是其与天津市合作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该数据库将工商、税务、海关、公安、社保、等二十余个行政部门的政务信息进行采集、汇总与应用提供。联合信用组织专业力量,先后对十余个机构的现有数据情况、信息接口等进行了多次调研,编写了建设方案、数据元目录、作业规范、管理办法等作业文件,使数据库具备了应用条件。诚信体系体系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需要长期持久的投入,政府部门可能出于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或自身的短视,倾向于更多的使用其他部门的共享资源而忽视或减少对自身诚信数据库平台的长期投入,此外,政府决策、规划的变动也无法对诚信体系的长期运转提供稳定的保障,因此,制度设计的另一个关键是引入市场化第三方诚信机构,其运作模式如上图的后半部分,信用公司从政府部门获得信用体系建设服务外包业务,为部门设计相应信用信息平台,并负责数据库的日常维护,直接面向企业和个人采集信息。核心理念是以专业化公司提供的市场化服务确保诚信数据库的长期性和运行效率,政府部门包括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整个诚信体系的有效运转。参考文献[1]李昌森.成本论在诚信体系构建中的作用[J].现代经济探讨,2002[2]叶春涛.制度创新视阈下的企业诚信体系建设[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9[3]林鸿熙,郑露曦,张向前[J].美国诚信体系建设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和产业,2009[4]李长友.公证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之构建美国信用体系[J].中国公证,2007[5]余国林.借鉴发达国家诚信管理经验建设我国社会诚信管理体系[J].当代思潮,2004[6]陈延斌,王体.中西诚信观的比较及其启迪[J].道德与文明,2003[7]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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